北洋政府時期的新聞業及其現代化（1916—1928）

第一章　北洋政府時期中國新聞業概況
　一、北洋政府時期中國新聞業的歷史環
　二、北洋政府時期中國新聞業的概況
第二章　官方報紙
　一、官報的管理體系
　二、北洋政府所屬的中央級官報
　三、國民黨主政的歷屆政府官報
　四、東北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官報
第三章　政黨報紙
　一、國民黨的宣傳與報刊
　二、共產黨的報刊宣傳
第四章　商業報紙
　一、商業報紙的界定
　二、商業報紙的初步繁榮
　三、商業報紙的地域分配
第五章　宗教報紙
　一、天主教報刊
　二、基督教報刊
　三、其他宗教的報刊
第六章　通訊社及廣播電台
　一、通訊社
　二、廣播電台
第七章　新聞業物質基礎的現代化
　一、館社與圖書資料中心
　二、通信技術的現代化
　三、印刷設備的現代化
　四、現代化物質基礎的主要障礙
第八章　運營模式的現代化
　一、報館的經營方式與組織結構
　二、人員安排設置
　三、人員工資與福利待遇
第九章　媒體經營的現代化
　一、資金來源
　二、報紙的發行
　三、廣告的經營
第十章　新聞業務的現代化
　一、新聞的采集與寫作
　二、評論的寫作
　三、報紙編輯的進步
第十一章　新聞理論和觀念的現代化
　一、對報刊的認知
　二、對新聞的認知
　三、新聞倫理與對新聞自由的認知
　四、新聞團體的發展
結語
附錄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作者簡介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北洋政府時期的新聞業及其現代化（1916—1928）》，是作者從事新聞史教學與研究以來完成的又一部學術專著，是以她的博士論文為基礎，經過補充、修改和加工後付梓的。

在中國現代史上，北洋政府時期，通指民初到“北伐”結束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約二十來年的一段時期。這段時期的歷史，長期以來是經常被簡單化和妖魔化的。例如，一提到這段由北洋軍閥統治的時期，浮現在眼前的，往往是一幅幅“城頭變幻大王旗”和各系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爾虞我詐、窮兵黷武的混亂場景。具體到新聞史，經常想到的也往往是這段時期發生過的多少家報紙被封、多少家報紙被傳訊、多少家報紙被搗毀、多少名記者被殺、多少名記者被捕入獄的“癸丑報災”，給報紙出版以諸多限制的1914年頒布的《報紙條例》和1918年頒布的《報紙法》，以及邵飄萍、林白水等著名報人在不到100天內雙雙被捕遇害等場景。總之，那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端黑暗的時期。

其實，這是把歷史過分地簡單化了。上述的那些史事都完全屬實，但只反映了北洋政府時期歷史的一個側面。因為那個時代畢竟是一個漸進中的和多元化的時代，是一個五色雜陳，瑕瑜互見，各種國內外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各種主義、各種學術觀點、各種思想主張、各種宗教信仰，乃至于各種文學藝術流派都在各自的領域內尋求發展的時代。每一個方面都擁有自己的活動空間。一切正面的或負面的事物和觀念，都在充分地展示自己，都在通過各種媒介大喊大叫、擴大自己的影響，都在爭取社會的認同，都在以各種方式進行著較量。除了負面的事物和觀念之外，這一時期其實也還有不少非負面的東西。新文化運動的勃興，各種社會思潮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新興政治力量的誕生如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軍事“北伐”和大革命的發動，“兼容並包”的大學辦學理念和“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學風的建立，學術上的“百家爭鳴”，媒體上的“文人論政”和“處士橫議”，所有這些，都發生在這一時代，都是這個多元化時代的產物。在當時，各派軍閥政客和政治勢力之間，既要研究拳經，也要講點“行規”和游戲規則，他們之間不僅打武仗，也打文仗。看看那一時期報紙上登載的連篇累牘的互相聲討的“通電”，就可以看出，他們每一個人都把自己描寫成真理和正義的化身、國家利益和憲政的維護者，而把罪惡和責任推給別人 一好人和壞人並不是簡單地刻在人們的臉上，讓人一望而知的。在經濟上，這一時代也被認為是“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對外貿易總值從1918年的10．4億兩增至1923年的16．7億兩，現代工業的增長率達到13．8％。這樣高的增長率，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絕對是空前的，在以後的一段時期內，似乎也不曾有過。總之，這段時期雖然是軍閥混戰的時代，但是，教育、文化、經濟、社會等領域仍然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繁榮，現代工商業、現代大學、現代學術、現代社會的組織形態仍在迅速發展。其間的某些成就，是可以載入史冊，垂之久遠的。

新聞事業也是這樣。北洋政府時期，除了個別報人的無端被害凸顯了屠夫的凶殘之外，總體上看，這段時期其實是近代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得比較快的一段時期。《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1923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給辦報活動提供了象征性的支持，辦報因此是可以自便的，只要你不怕賠錢和被無端查封———查封了，也還可以改頭換面再辦。實際上，民辦報紙在袁世凱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也確實有了比較大的發展︰數量由1912年的250種增長到1927年的628種；舊中國資格最老、影響最大的《申報》、《新聞報》，都在這段時間進入了它們辦報歷史上的黃金時期，兩報的大樓，舊中國最好的兩座報業建築，都落成于這一時期；20世紀上半葉影響較大的幾家報紙，如北京的《京報》、《世界日報》，天津的《庸報》和新記公司的《大公報》等，都創始于這個時期；中國最早的報業集團出現于這個時期；國共兩黨的不少有影響的黨報創辦于這一時期；最早的新聞學團體、最早的新聞教育，也都肇始于這一時期……以上這些都說明，北洋政府時期的新聞事業在中國新聞事業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它應該是中國新聞史上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個時期。

但是長期以來，這段時期新聞事業史的研究，除了中國共產黨早期辦報活動的歷史和個別大報的歷史外，大部分都被忽略了、被淡化了、被簡單化了。這不能不說是整個中國新聞史研究，特別是中國現代新聞史研究的一個重大缺陷。

作者的這部專著，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雖然她把重點放在1916至1928年這個時間段，略去了民初特別是袁世凱執政的那段時期，但並不妨礙她對整個北洋時期新聞事業情況的把握，和由此作出的全面深入的概括和分析。這部書不僅對這一時期的官辦報紙、政黨報紙、商業報紙、宗教報紙、通訊社及廣播電台等各種媒體分門別類地作了介紹和研究，也對這一時期中國新聞事業運營模式的現代化、新聞理論和新聞理念的現代化作了一定的探討，它將有助于對這一時期中國新聞事業的全面了解。

作者早年從事過新聞工作，曾經是一位出色的電視記者。20世紀90年代以來，轉而從事中國新聞事業史的教學與研究，成績斐然。她治學嚴謹，開掘較深，注意掌握第一手材料，力求做到言必有征，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與此同時，她還有較開闊的學術視野，善于借鑒人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從事新聞史的研究。所有這些，使得這部書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它的出版，彌補了中國現代新聞史研究的不足，是值得歡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