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官事

天氣不好 王躍文
十二作坊 許開禎
還給官人綠帽子 唐達天
我不是狗日的貪官 唐達天
一票否決 肖仁福
桃花水母 洪放
羞仙 趙德發
官道 鄧宏順
秘書小黃 丁邦文
嚼舌 王清平
男人游戲 王清平
廠長之尻 楊華團
公文 唐成
一場大病 唐成
公務員升職記 牟丕志
市長秘書的一天 岩波
官場無風月 劉偉
赴宴 呂松泉
嫖娼門風波 劉德有
斗轉 托如珍
“以娼興鄉”出籠的前前後後 木空
特殊生日 季良
鄉村干部 王鼎三
高舉二事 南台

我寫了近二十年小說，引人注目的是我的所謂官場小說。有種說法，叫我“官場小說第一人”。我是不敢承認這個名號的。我不是中國第一個寫官場小說的人，也不是寫官場小說最多的人，更不是官場小說寫得最好的人。盡管熱心的讀者朋友給了我相當多的贊譽，我自己惟有惶恐而已。但有評論家認為，自從十年前我的《國畫》出版，引發了中國當代官場小說熱，這也許是個事實。可能所謂“官場小說第一人”，就是從這件事上說起的。不過，這也不足以把這個名不符實的名頭掛在我身上。

我在這里想說的是，即使沒有《國畫》的出版，中國當代官場小說也會因某個機緣熱起來。也許會因別人的某部小說，引發這個熱潮。不管人們如何看待中國當代官場小說，它的橫空出世已經是不可忽視的文學事實。可以想象，百年以後研究這個階段的文學史，閉著眼楮也繞不開這個事實。有這麼多的作家寫官場小說，每年出版這麼多的官場小說，官場小說又這麼受讀者歡迎，這已容不得誰承認或不承認其存在。而某些官場小說出版後所面臨的尷尬境地，同樣會是今後人們研究這個時期文學、社會和政治問題極有價值的個案。

為什麼說官場小說熱必然會出現呢？或者說，為什麼近二十多年來文學會如此關注官場？肯定是有原因的。我們考察民間語言的變化，就可發現某種奧秘。語言的春秋筆法，在讀書人這里是門學問，有時還需專門教育才能夠掌握。但是，普通老百姓不經意就在使用這種表現手法。事實上，目前的官員與官場是兩個民間定義的概念，而與之相對應的正規概念則是干部和黨政機關。

後來更加規範和細化，干部細分為黨務工作者、國家公務員和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等等；黨政機關細分為黨委機關、政府機關、國家機關和軍警機關等等。但通常掛在人們嘴邊的卻是兩個民間概念︰官員和官場。這不單純是民間語言習慣問題，而是傳達著復雜幽微的社會心理，即人們對官員人格以及官場生態的認識和判斷。有意無意間，老百姓運用的就是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也就是說，老百姓通過集體無意識的措詞選擇，不動聲色地表達了自己對官員和官場的感情傾向。

這種情感傾向是耐人尋味的。如果我們不迂腐到逢字必查字典，就應該注意到“官”這個字在中國從1949年開始已經轉入貶義，用三十年以前流行的話說，就是這個“官”字已進入了歷史的垃圾堆。“干部”這個似乎帶有革命和進步意味的詞，取代了舊時代的“官”字。三十年前軍隊里也不講“官兵”，而講“全體指戰員”。1949年以後部隊對“官”的新說法是“部隊指揮員”，對兵的說法是“戰士”。人們只有在對上級表示憤怒時才使用“官”這個字︰你們當官的如何如何！我們家鄉老百姓早在多年前罵那些做事懶懶洋洋的人，會說︰你像個官！而現在的情況是老百姓把進入公權部門的人員都稱作“官”。

我們盡可以去批評民間情緒的盲目性，但民間情緒的產生不是沒有來由的。如果我們正視民意，就應該認真研究和對待民間情緒。因為它是社會動態的風向標。生活當中還有很多用詞的變化，從中都可窺見社會心理的微妙狀態。我記得大概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官場上開始叫領導為老板。老板也是一個自1949年就已經死亡的詞，因為它指的是私營企業的財產所有人，或舊時候有名望的戲班演員。1949年之後，私有企業主消亡了，而且其政治成分是剝削階級；演員也叫文藝工作者了。所以，老板這個詞不用了。

最近四五年，官場開始叫領導為老大。老大是什麼？老大是黑社會頭子。老大做得很大了，也被叫做老板。杜月笙被人稱作杜老板。戴笠也被人稱作戴老板。也就是說，1949年以後，老板和老大的詞性色彩都是非常不好的，說白了就是貶義的，甚至是黑色的。目前的官場里老板和老大這兩個詞，實際上是對官場“家長制”、“一言堂”、“江湖氣”和“幫派氣”等特征的描述。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都被人們欣然接受了。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官和官場這兩個詞，反映出的是社會對官員及其活動範圍的鄙視或不滿；而老板和老大這兩個詞則不同，不光老百姓喜歡把它們掛在嘴邊稱呼官員，官員自己也樂于別人這麼叫他。一方面反映的是百姓對官員的俯首帖耳和羨慕向往。下級叫上級老板和老大，含有下級對上級的順從、臣服、諂媚的意思。

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官員因認同自己的身份而產生的種種優越情緒，如高高在上、沾沾自喜、心安理得、躊躇滿志，甚至妄自尊大、忘乎所以和飛揚跋扈。有位省級領導住在長沙某個有名的公務員小區，他告訴我說，從住在里面的官員看，他們的職務越高，則覺悟越低，脾氣越大，修養越差，形象越糟。

我們透過官員、官場、老板、老大這四個詞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心理，可以印證一個事實，即中國人對官和官場的心態是相當復雜的。一方面是對官和官場的不滿，另一方面是對官和官場的艷羨。我這種表述其實是過于簡單的，中國人對官和官場的心態復雜得幾句話難以說清楚。

一方面，中國自古就有蔑視權貴、不畏強權的傳統，而現代生活中有些官員的不良表現以及司空見慣的官場丑聞更讓老百姓產生仇官情緒。另一方面，做官是尊貴的，官場利益是巨大的。官場對社會資源的控制甚至壟斷，決定了它是這個社會里利益最大的所在。為什麼公務員考試這麼熱？以至于被人稱為“國考”？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驅動。

三十年改革開放，社會群體的利益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有反復、有整合，但現在我們回頭看看，只有公務員的利益是最穩固的。也就是說，官和官場的利益是最穩固的。所以，社會上又把公務員考試叫做“考碗”。這個碗不光是鐵飯碗，而且很可能是金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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