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學理論與實踐

　　所有的文學作品、文本、藝術創作，都有其最初始的神秘源頭、誕生狀態，之後作者的心理、思維之迂迴旋繞、塗抹修改過程，直至燦爛多姿的定稿終局，其中各階段與層次的曲折蜿蜒、精采奧秘，就是「發生學」所欲探索的文本原始秘密，尤其是作家與創作者的親筆手稿，以及一切「前文本」的可能蹤跡、可能演繹之意涵與面貌。

　　本書正是一系列法國發生學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成果。全書可分為兩大部分：

　　一、精細闡析法國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之間的多種文學理論與研究方法：從具體考察文學家之前文本、手稿至定本的種種相關資料，之後嚴謹進行研究、詮釋、解碼，這是「文本發生學」與「發生論文學批評」所著重重建的「誕生狀態中文本」歷史以探尋文學家與其作品的原始秘密方法；還有因文學與社會互動關係而創建的「文學社會學」多種理論和方法形成之思想背景、制訂因果、重要概念、分析模式、應用實踐，都以最細膩和詳盡的論述闡釋與解析。此外，羅蘭．巴特千變萬化、多元多樣的文學社會學論述、自傳觀、文學觀、文學批評觀、語碼解讀法的建立與實踐，並以筆者所譯之《薩伊在地鐵上》對巴特的「零度書寫」進行最具體且實際的分析、說明與導引。

　　二、應用高德曼「發生論結構主義」詩歌分析方法進行華文現代詩剖析實踐，分別探討女性詩人和男性詩人的作品文本，為其創作尋覓最隱密的總意涵結構與微小意涵結構，指出一般讀者或評論者容易忽略的作品原始秘密，並探討作品文本形成之原因及其所擁有的各種可能意涵。

作者簡介

何金蘭

　　又名何尹玲，廣東大埔人，出生於越南美拖市（My Tho）。自幼即同時接受中國、法國與越南的文化和教育影響，十六歲起，正式於越南首都西貢華文報刊發表作品：散文、詩歌、小說、翻譯；曾使用二十餘筆名：尹玲、伊伊、葉蘭、霜洲、故歌、可人、徐卓非、阿野、蘭若等，並創作與翻譯至今。獲越南西貢文科大學文學學士、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國家博士及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文學博士，現為淡江大學中文系與法文系教授。 著有詩集《當夜綻放如花》、《一隻白鴿飛過》、《旋轉木馬》、《髮或背叛之河》；專著《文學社會學》、《蘇東坡與秦少游》、羅蘭．巴特研究、發生論結構主義、「中法、越、的文化、文學關係與影響」、漢學研究、文學評論等。翻譯法國小說《薩伊在地鐵上》、《法蘭西遺囑》、《不情願的證人》及法國詩、越南短篇小說及越南詩多種。 曾獲第十八屆中興文藝獎章新詩獎、中國詩歌藝術學會第一屆詩歌創作獎。喜愛閱讀、旅行、流浪，探尋新天地、新理論、新評析。

第二章　法國文學批評理論

第一節　發生論文學批評與文本發生學之奠立及其發展

壹
翻開二十世紀的法國文學批評史，我們看到的是花團錦簇、璀璨繽紛、爭奇鬥艷、賞心悅目的圖畫：不同的理論、不同的專家、文學批評者一如文學創作者，多樣多元、卓越傑出。

最引人注意的是，自從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的論述出現之後，尤其是他的《S/Z》 一書以語碼解析法巧妙地闡釋─閱讀＋分析＋創作─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的《薩哈辛納》（Sarrasine），將一部只有30頁的「短篇小說」衍繹或演繹成一部215頁的「評論」或「解碼」，我們清楚地看到巴特在此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閱讀者」與「書寫者」的「混合」或「結合」；換句話說，「閱讀」與「書寫」（「書寫」於此包含「評析」與「創作」）在整個過程裏是全部同時進行的：巴特所完成的「文本」內含有「詮釋」（interprétation），或是說，「詮釋」即隱身於「文本」之內，甚至於，巴特呈現的成果突顯出「文本」「屬於」「文學批評者」更多於「原本」的「文學創作者」，這一點正與他〈作者之死〉（La Mort de l’auteur） 一文所強調由讀者衍生「文本」意義的論述相符合：「文本」對評論者或讀者都比作者重要。

羅蘭．巴特重視「文本」可在他各種論述中讀到，特別是《S/Z》內所強調的可讀性與可寫性文本。「可寫性」令人想到從「評論」、解碼轉為「書寫」、創作的微妙處：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化為「可寫性文本」的「原來文本」於此彷彿是一個更「前面」的一個「文本」，即使不是由後至的「評論者兼創作者」所「作」，但它所擔任的正是關鍵的「前」「文本」角色；若是同一「作者」，這「前」「文本」的「原始」身份更有可能是其接近「起點」的「親筆手稿」，也就是作品文本的「源起」。

貳
（a）我們在另一位理論家郎松（Gustave Lanson, 1857-1934）的論述中看到的正是更往「文本」前面一些的一個目標：手稿。郎松於二十世紀初即以文學史方法評論文學，他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日。他所建立的文學史觀與其他學者不同，這是一種具歷史意義的科學或者應稱之為理性（raisonnable）文學史，視理論與方法具同等重要性，而且還是評論研究中最重要角色之論述。開啟了這一類特殊評論視野並帶來驚人發展與演變的人，正是郎松。他有一篇較少引起注意的文章裡，明顯地特別重視「源始」批評的程度。在〈保羅和維吉尼之手稿〉（Un manuscrit de Paul et Virginie） 一文中郎松指出：在這一類批評方法裡，最重要的，並不是針對「起點」作批評，而是要對「草稿、初樣和手稿來作分析」。這些資料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我們可以根據它們而將藝術家的全部努力加以解碼釋謎，我們可以追踪他所做過的各種執著的嘗試、他的尋索、他的遲疑、他緩慢的摸索等等各項行動當中的創意與發現」。

郎松甚至更進一步地仔細描繪手稿的具體外觀、深入至觀看墨水的品質，並且還能夠指出某位作家那種可與福樓拜的艱辛刻苦、工作繁重相提並論的那副模樣：「我尤其想指出此種苦工的程度以及他工作時的目標與表現。從這個觀察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家的天份和品味以及藝術家的氣質性格與顧忌不安。」

郎松並於文末提到類似鄧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以「民族、環境、時代」三元論作為「唯科學主義決定論的文學批評」理論家─尋找「方向」的觀點，一個具決定性的因素；而且，假如最終定型的作品即定本之面目或特色（caractères）早就已在「起點」的地方出現過，或是後來再加上去，他認為，那表示它正標明「這是一種具有思考、考慮並且充滿活力的自發性觀點」。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在郎松的「文學史方法論」中，觀察到他的研究步驟特別強調的有三點：一、做目錄：是為了要蒐集齊所有要研究的作品或作家的已知文章，以及有關他們的、前人已做過的研究；二、可能的淵源之研究：唯一能完全釐清一部作品產生起源的方法並把它真正的獨創性凸顯出來；三、研究保存的手稿，及一篇作品因不同版本而產生的連續情況，這是一個確切可靠的方法，可以找出思想的形成過程或深入了解某種風格的秘密；而這些正是「發生論文學批評」所關注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