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照相記：近代以來西方重要攝影家在中國

序言 東方學視野中的中國照片
第一章 見證條約時代的開始——1860年菲利斯·比托記錄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章 衰落的帝國——1869—1872年約翰·湯姆森記錄的中國
第三章 1900年的北京——詹姆斯·利卡爾頓鏡頭中的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第四章 「農夫歌」——1908—1932年西德尼·甘博照片中的中國
第五章 香格里拉的始作俑者——1922—1949年約瑟夫·洛克在中國的探險
第六章 1935年的禁地之旅——艾拉·瑪雅爾穿越「隔斷的綠洲」
第七章 1936年的禁地之旅——埃德加·斯諾探尋紅色中國
第八章 在戰火中療傷——1938年羅伯特·卡帕目擊的中國抗戰

東方學視野中的中國照片

一對於中國，攝影首先是政治問題

鴉片戰爭是攝影術侵入中國的「引路者」。

攝影，對於西方，是器材和技術的問題，媒介和實驗的問題，傳播與觀看的問題，美學與倫理的問題；但對於中國，首先是政治問題。1844年，法國拉萼尼使團訪華，強迫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吃了敗仗的清政府簽訂中法《黃埔條約》。談判間隙，使團的海關官員於勒·埃迪爾(Julesltier，1802—1877)拍攝了廣州的市井風物、官僚富商以及參加談判和簽約的中法代表，成為在中國大陸拍攝的第一批照片。珠江口的法國艦隊，比那台達蓋爾相機更生動地構成了攝影術侵入——而非傳入——中國的第一個情境。

兩方攝影師獲准深入中國內地旅行、拍攝，是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戰敗的中國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首次確認了外國人在中國內地有旅行、經商、傳教的自由，並享有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從1860年直到1943年英、法、美鑒於中國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自動放棄領事裁判權止，其間在中國旅行、拍攝的西方攝影師，每人都是《天津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受益人——他們的拍攝也直接或間接地支撐着帝國的在華利益，此為西方攝影師拍攝中國的第二個情境。

在日本和朝鮮，攝影術也是隨着美國艦隊的重炮一起登陸的。

正是基於這一情境在東方國家的普遍存在，愛德華·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指出，在19世紀晚期，一個英國人來到埃及或印度，他不會不想到這個國家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與東方相遇時，「首先是以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進行的，然后才是具體的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空架子。它曾經意味着而且仍然意味着你會意識到——不管是多麼含糊地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在東方具有確定利益的強國」；因此，你所具有的「所有關於印度和埃及的學術知識在某種程度上都被上述顯而易見的政治事實所沾染、所控制、所侵犯」。換言之，在這一歷史情境之下，西方人在東方進行的學術研究、科學考察和藝術創作等，「是受制於社會，受制於文化傳統，受制於現實情境，受制於學校、圖書館和政府這類在社會中起着穩定作用的機構的」，「即使最怪僻的藝術家的作品也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