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 [全新增訂版]

推薦序一 | 交換模式與生產模式之辨 ∕ 萬毓澤
推薦序二 | 為什麼台灣人應該讀柄谷行人？ 帝國下的小國如何創造歷史 ∕ 超級歪

第一章  何謂「黑格爾的倒轉」
1. 為什麼要批判黑格爾
2. 馬克思的黑格爾批判之盲點
3. 生產模式論的極限
4. 交換模式的導入
5. 社會構成體與交換模式
6. 前後的倒轉
7. 來自未來的回歸

第二章  世界史之中的定居（定住）革命
1. 遊動狩獵採集民
2. 定居的困難
3. 互酬性的原理
4. 定居革命
5. 互酬制的起源
6. 遊動性的兩種類型

第三章  專制國家與帝國
1. 國家的起源
2. 恐懼脅迫下的契約
3. 帝國的原理
4. 專制國家與帝國
5. 帝國與帝國主義
6. 波斯帝國與羅馬帝國
7. 歐洲與帝國

第四章  東亞的帝國
1. 秦帝國
2. 漢帝國
3. 隋唐帝國
4. 遊牧民的帝國
5. 蒙古帝國
6. 蒙古帝國以後

第五章  近世的帝國與其沒落
1. 俄羅斯、鄂圖曼、蒙兀兒帝國
2. 帝國的衰退
3. 歐洲的「世界─經濟」
4. 帝國的近代化
5. 奧地利、俄羅斯
6. 中國

第六章  帝國與世界共和國
1. 帝國與神之國
2. 霸權國家
3. 歷史與反覆
4. 諸國聯邦
5. 自然的狡智
6. 自然與歷史

第七章  作為亞周邊的日本
1. 周邊與亞周邊
2. 大和與朝鮮
3. 皇帝與天皇
4. 官僚制與文字的問題
5. 漢字與假名
6. 日本的封建制
7. 什麼是德川體制？
8. 明治維新之後

附錄
附錄一 | 對談  探討柄谷行人的國家論/ 柄谷行人、佐藤優
附錄二 | 韓文版序
附錄三 | 岩波現代文庫版序
附錄四 | 延伸閱讀

【推薦序二】為什麼台灣人應該讀柄谷行人？ 帝國下的小國如何創造歷史

超級歪
YouTuber | 阿姆斯特丹大學政治理論博士候選人

今年心靈工坊再版了柄谷行人的《帝國的結構》，邀我寫推薦序，我想不要在序言裡「劇透」，讓讀者自己品嚐這本野心龐大的鉅作，因此不贅述這本書的理論部分，而是直接提出我認為台灣人應該讀柄谷行人的三個理由：

I. 以「帝國—亞周邊」的交換模式來重新理解台灣史

這本書提供了我們一種新的觀點來看世界史的發展：創新時常發生在「帝國的亞周邊」。所謂亞周邊，不同於「周邊」，周邊是直接被帝國控制，但亞周邊是「一方面與中心隔離，一方面卻又足夠接近，可以接受中心的文明傳播」。換句話說，處於帝國的亞周邊，反而能夠佔據優勢，能選擇性地汲取帝國的好處（請注意，柄谷筆下的帝國並非貶義詞，他反而認為近代以前的帝國其實有許多優點，應該在未來被重新復興、回歸，即交換模式D）。例如，古希臘之所以能發展出民主、繁榮的文化，並不是因為他們比較高等，反而是因為他們比較「落後」：沒有成為當時高度文明的波斯帝國的一環。這讓古雅典人一方面可以汲取波斯帝國的好處，像是帝國的兼容並蓄文化、發達的商業，但同時又可以跟帝國保持距離，保有創造力，不被直接控制。同樣地，中世紀的威尼斯、義大利城邦為何能發展出繁榮的商業，最後出現文藝復興？因為他們位於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的亞周邊，蒙古帝國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通商圈，讓最新的資訊、商品可以流通，例如中國的四大發明就是在這時期傳播到西方。最後，柄谷還舉了日本的例子，日本一直處於東西方帝國的亞周邊位置，在隋唐時期，引入整套中國的制度；在明治維新時期，又再引入一整套歐美制度，但是日本又跟這些帝國保持足夠的距離，所以雖然面臨外來壓力，但仍未被殖民。

從這種亞周邊的觀點來重新看台灣史，應該會帶給我們不少的啟發。例如，我們知道台灣的科技產業史可以追溯到二戰後台灣成為美國重建援助計畫的國家之一，台灣當時算是在技術核心的美國的亞周邊，這讓台灣可以一方面獲取核心的技術，同時又有一定的自主性改造技術、研發創新，近期鄭芳芳的《科技造浪者》（2025）就重構了這段戰後史。但是，近年台積電赴美設廠與人才外移的爭議，反映出台灣已不再處於亞周邊的位置了，而是成了全球資本主義分工鏈的核心，已經進入了「晶片帝國」的一環。這個轉變雖然看似是一種地位提升，卻也讓台灣的自主性大受影響，必須在美中爭奪霸權地位的競爭中找尋生存空間。這正是近年一直困擾著台灣公共辯論的問題：要成為中華帝國還是美國帝國的一環？柄谷行人的亞周邊理論給我們的一個提醒就是：亞周邊國家的優勢，恰好就在於他可以選擇不成為帝國的一環，而可以走出自己發展的道路，如果它自己沒有也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的話（雅典後來發展的提洛同盟控制其他希臘城邦、日本後來走上了軍國主義殖民其他亞洲國家）。

II. 找回被邊緣化的台灣主體性

這本書的另一個亮點，是打破過往理論的西方中心論，指出許多看似西方的帝國制度，其實有東方的起源。例如古羅馬的萬民法，其實是借鑑波斯帝國的產物。或是萊布尼茲擔任官員，為神聖羅馬帝國辯護時，就以中國的清帝國模型作為模範。柄谷的做法其實呼應了近期社會科學界的有趣轉向：從全球史、跨國影響的視角重新看世界。許多在歷史上被邊緣化的國家可能反過來改變帝國核心，展現小國的能動性。

讓我舉個台灣史的例子。我們大家都聽過日本殖民時期磯永吉在台灣培植出所謂的「蓬萊米」。1918年日本發生米騷動，為了強化帝國的自給自足，日本人開始在台灣、韓國、北海道地區嘗試改良米的品種，1920年代開始在台灣做一連串的基因育種，1929年在第65號實驗田成功做出「臺中65號」，也就是蓬萊米。二戰後，美蘇冷戰時期，美國在1960年代利用「綠色革命」來對抗蘇聯的「紅色革命」，科學家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 1914–2009）在墨西哥透過基因改良培植出了高生產力的穀物，後來在東南亞國家大規模種植，拯救數千萬人免於饑荒，這讓布勞格在1970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是，根據歷史學家藤原辰史的研究發現，其實綠色革命有一個亞洲起源：當時布勞格用來基因改良的母種是源自日本的小麥農林10號，更重要的是，當時養活數千萬人的「奇蹟米」IR8其實是由台灣米種「低腳烏尖」（DGWG）改良而成的，1960年代由台灣的中研院院士張德慈引介到菲律賓國際稻米研究所（IRRI）。也就是說，1960年代西方綠色革命其實有一個亞洲起源，就是在台灣的米實驗，只是這個起源被遺忘了，只剩下西方人留在史冊上。

舉這個例子是希望讀者可以注意到，曾經被帝國壓迫的國家，不是只是擔任被強國決定的被動角色，也可能成為改變歷史、推動歷史的角色，只是這些影響力時常被主流的論述給忽視、掩蓋。在柄谷的理論框架中，他時常強調被西方學界忽視的東方影響力，但是東方也不是一體的，東方內部也總是有佔據支配地位的大國跟被支配的小國，做為台灣的讀者，這點可以在閱讀時放在心上。

III. 從亞周邊朝向更高的普遍性：永久的和平

這幾年國際社會一直議論著，如果中國攻台，美國、日本加入戰場，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發生。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是戰爭與和平。這本《帝國的結構》其實就是在思考未來可能會發生戰爭而寫下的。柄谷從世界史的交換模式發展A、B、C、D來看待戰爭。人類最原始、根本的交換模式A是這樣的：好朋友請我們吃一頓飯，我們會說：下次換我請你。是什麼力量驅使我們這麼做呢？ 是「互惠」的力量。如果不照著這股力量行事，我們會覺得沒有人情味，但如果細問，我們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這種神祕性，讓柄谷晚年稱它為「靈力」。國家出現在人類史上後，帶來了交換模式B：人民提供國家稅收，國家提供人們保障、福利。照理說，交換模式B的出現應該會避免戰爭狀態，至少這是霍布斯的看法，但是從歷史上看並非如此，國家掌握權力後，反而時常不顧民意發動戰爭，因此，許多反戰的不合作運動會以拒絕納稅來抗議，就是交換模式B的體現。接著世界史發展出了交換模式Ｃ：從商品交換展開的資本主義。啟蒙時代的許多哲學家（亞當斯密、康德、黑格爾）都認為，世界各地只要有更多的商業互動就有助於遏止戰爭，因為商人想要做生意，當然就不能打仗，換句話說，交換模式Ｃ能夠抑制交換模式B的問題。但是，歷史又證明了啟蒙哲學家的這種想法太過天真，資本主義為了追逐利潤，導致各大列強競爭，反而帶來兩次世界大戰。柄谷的這本書其實就是在思考：如果交換模式A、B、C都無法遏止戰爭，人類社會有沒有可能進到一種交換模式D，來阻止戰爭發生？這個交換模式D是什麼呢？柄谷認為是交換模式A在更高層次上的回歸，也就是類似互惠，但不是像原始社會的那種小規模社群的互惠，而是全球規模的國際互惠，這點可以在兩個地方找到可能的答案：宗教與哲學。例如，世界上的普遍宗教（例如基督教、佛教），都會強調全人類的共同救贖、遠離痛苦，這是超越民族國家的境界，是區域性的社會運動無法達成的。

而在哲學史上，康德曾經構想過「世界共和國」，他認為世界的永久和平，必須建構在一個「自由國家的邦聯」（foedus pacificum），這個共同體的目標就是要避免戰爭的發生。一戰後的國際聯盟、二戰後的聯合國，其實都參考了康德的這個理想，然而，這些國際機構卻沒有為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因為他們並不具有對大國的實質約束力；相比之下，在歐洲境內具有執行力的歐盟也許是比較接近康德理想的機構。

這套交換模式A、B、C、D對應的，恰好是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神學，這四個學科。雖然交換模式D仍然是未知的可能，柄谷還是提供了我們一點想像：如果世界上某個霸權大國，為了邁向和平而釋出善意，主動放棄武裝軍備，這就是一種給人類共同體的「贈與」，其他的大國要如何還回去、達成互惠？撤除自己的武力。柄谷舉的例子是日本的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禁止維持戰力、否認交戰權。不管是哪個大國，都必須先改變自身的帝國主義結構，才能加入國際共同體，否則只會變成新的征服者，像是二戰時期的「大東亞共榮圈」。因此，近年來台灣社會爭論的「備戰VS.反戰」問題，在柄谷這裡得到了一個康德式的回應：反戰人士真正應該反對的是大國所持有的武力，因為那才是帝國主義威脅國際和平的根源，而非要求反帝國主義的小國去除武力（先成為主動贈與的一方）。

總而言之，柄谷的立場可以稱作是一種「康德派馬克思主義」（Kantian Marxism），一方面希望揚棄「民族—國家—資本」的三位一體（馬克思的立場），一方面希望建立「世界共和國」（康德的立場），這樣才能走向永久的和平，為了達成這項計畫，他認為我們必須去構想交換模式D。我想，這本書談的內容絕不只是理論家的課題，而是處於戰爭與和平的關鍵位置的台灣人都應該思考的問題。恰好是因為這是台灣人的生存課題，是台灣人共同努力的方向，所以當我們在思考這件事情時，可能會提出連柄谷行人都意想不到的答案。

本文刊載於：
【Openbook閱讀誌】話題》為什麼台灣人應該讀柄谷行人？ 帝國下的小國如何創造歷史：超級歪讀《帝國的結構》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72105


【附錄二】韓文版序

促使我開始思考「帝國的結構」的，有好幾個動機；這些動機全部來自我在東亞生活、思考的經驗。我所學的雖然是西方的學問，但是對於西方學問體系視為常識的事情，始終抱持著疑問。舉例來說，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主張，歷史是「絕對精神」（Geist）的自我實現；這「絕對精神」源自東方（中國、印度），從波斯歷經希臘、羅馬，最終在歐洲實現。後來的西方思想家們雖然否定了黑格爾的觀念論，但對歷史的這種看法，基本上並沒有改變。比方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就認為，古典古代（希臘羅馬）是接續在亞細亞生產模式——或者說東方專制國家——之後的階段。韋伯基本上也是遵循著黑格爾的文明西漸說。

但是，在這裡有一件事令人起疑——那就是將羅馬帝國視為希臘的延伸，認為羅馬與亞洲本質不同的想法。羅馬帝國雖然吸取了希臘的文明，但它的誕生，並非城邦（都市國家）的延長。羅馬帝國繼承了由馬其頓遊牧民、亞歷山大大帝所建立的帝國；而亞歷山大的帝國，則繼承自埃及與波斯，也就是西亞的帝國。這件事在萬民法、貨幣制度、幹線道路網等方面特別顯著；而貫徹這些政策的，就是以和平的方式統治多民族社會的「帝國的原理」。

強調這件事的，是將「帝國」與「帝國主義」做出明確區分的漢納・鄂蘭。她認為，在近代的「國族－國家」出現之後，帝國已經無法成立了。現在的國家如果想扮演帝國的角色，只會變成帝國主義而已。這件事不只在近代是如此，在古典古代也是一樣。舉例來說，像雅典這樣的都市國家（Polis, 或譯「城邦」）就算擴張勢力，也只能成為帝國主義，引來其他城邦的反抗而導致瓦解。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城邦不了解帝國的原理。相反地，原本是城邦之一的羅馬，最後之所以能建立起帝國，就是因為它繼承了波斯帝國的原理。

儘管對帝國有精闢的洞察，在漢納鄂蘭的想法裡，羅馬彷彿是第一個誕生在這世界上的帝國。她終究還是免除不了自黑格爾以來的、西方的偏見。在羅馬帝國之前，波斯與埃及都曾建立帝國；與羅馬帝國同時，中國與印度都有帝國存在。而羅馬帝國之後的蒙古帝國，更是空前絕後的世界帝國。但是，是什麼樣的條件讓這些帝國能夠成立？這個問題一直沒有人檢討。西方的思想家總是將這些帝國貼上「東方專制國家」的標籤，草草打發。即使是現在，奈格里與哈特的《帝國》（Antonio Negri & Michael Hardt, Empire）在探討帝國的理念時，也是以羅馬帝國作為分析的模型。

但是，如果認為歐洲（日耳曼社會）繼承了羅馬帝國的理念，那可是嚴重的錯覺。日耳曼民族是羅馬帝國的周邊社會，而且部族之間爭戰不斷，始終無法形成帝國。歐洲之所以看起來像是保留了羅馬帝國的理念與輪廓，是因為羅馬教會的努力維持。那被稱為是「神的和平」（Pax Dei）。但是，近世（近代初期）所發生的宗教改革，否定羅馬教會的控制，形成了多數主權國家互相競爭對立的世界。在這對立競爭中崛起的大國，很快地自稱為帝國，不過它們當然只是帝國主義而已。

近代的國家論，是以佛羅倫斯、荷蘭、日內瓦這樣的都市國家為基礎所構想出來的。這樣的思想，以馬基維利、史賓諾莎、盧梭等人為代表。但是，他們的國家論，都無法超越主權國家的範圍。也就是說，無法克服戰爭狀態。從以都市國家為基礎的思想中，並沒有產生足以超越主權國家的思想。相反地，繼承自「帝國的原理」的思想，則產生了超越主權國家的思想。從聖奧古斯丁的《天主之城》（De Civitate Dei ）開始，到繼承他的哲學家萊布尼茲、康德，都屬於這一類。康德認為，建立「世界共和國」將能夠實現「永久和平」。那當然是表示揚棄主權國家，但是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也可以說是在較高的層次恢復「帝國」。

為了具體思考帝國，就不能不觀察東亞，特別是中國。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西亞地區有許多帝國不斷誕生又消失，遺留下來的史料也不充分。相對地，中國則留下了大量詳盡的歷史，而且長期以來一直有人對它反覆思索檢討。不僅如此，諸子百家的著作裡頭，也記載了催生帝國的各種思想。我之所以在這本書裡以中國的帝國作為思考的中心，就是這個緣故。此外，還有一個理由。

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我就對過去佔據主流地位的日本文化社會論，抱持著疑問。這些理論，將近代以前的日本文化與中國比較思考，近代以後的比較對象則是西方，竹內好與丸山真男的理論是其中的代表。那時候我所想到的是，思考日本文化時不可或缺的是與韓國比較，而不是中國。促使我這麼想的契機，是因為讀了李御寧的《日本人的「縮小」意識》（イー・オリョン『「縮み」志向の日本人』、一九八二）。我從文字的觀點，思考了這個問題。我把這些思考寫進了《「戰前」的思考》（『〈戦前〉の思考』、一九九四）一書，也曾經被翻譯成韓文。

除此之外我還想到，這個問題是否能超越中國、韓國與日本的範圍，而將它普遍化？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我得出一個結論：這樣的問題，可以用帝國的中心、周邊與亞周邊的結構來說明。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明白，希臘與猶太文明，也是誕生在西亞帝國的亞周邊。更進一步地說，日耳曼社會原本地處羅馬帝國的亞周邊。而我在本書中，就是從這「帝國的結構」的觀點，重新檢視東亞的文化。那不只是過去的問題而已。

今天，帝國與帝國主義的問題重新浮出檯面。現在的世界情勢，正反覆著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的狀況。當今我們雖然否定帝國主義，但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就是新帝國主義。雖然不再搶奪領土，但是對於世界市場的爭奪日益激烈。當然，有些地方與十九世紀末是不同的。那些過去遭到帝國主義列強支配、分割的舊帝國，如今正在復活之中。只不過，各個舊帝國的情況各有不同。中國與印度在經濟上獲得強大的發展，但另一方面，舊奧圖曼帝國的各民族仍然保持分裂的狀態，為了重新整合而傷透腦筋。但不論哪一邊，都正在產生新的危機。一邊是東亞的問題，另一邊則是中東的問題。

二十世紀歐洲聯盟（EU，簡稱歐盟）成立的時候，有人說那是一個超越近代主權國家的計畫。以某種意義來說，那意味著在歐洲實現非帝國主義式的「帝國」。但是，在近代世界系統下，「帝國」有可能存在嗎？歐盟事實上只能成為帝國主義，沒有其他可能。現在我們已經看得很明白，歐盟是一種透過單一貨幣施行的新自由主義體制。當這樣的新帝國主義向前進展、世界戰爭危機發生的時候，只是用國族國家的原理，是無法與之對抗的。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帝國的原理」的問題。

柄谷行人
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