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審美文化通史·魏晉南北朝卷

內容摘要：（P4~P5）

審美文化的存在根基和發展動源，與它所處的社會現實背景深刻相關。那麽，要說明魏晉南北朝審美文化的所有新征象、新變折、新趨勢，自然也不能忽視了對該時期社會現實背景的基本分析。它是我們走進那個時代的一個無可回避的切入點。

從大的方面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現實背景主要有這麽幾個突出特點：

一、在社會經濟基礎上，隨著漢末以來土地占有和兼並的加快進行，大土地所有權日益集中在豪強世族手里。跟秦漢時代世家地主的國家封國、封邑不同，這些豪門世族所擁有的大量土地幾乎是（至少名義上是）世代傳襲完全私有的；而且，自曹魏末期開始，豪門世族和他們的依附民合法地獲得了不交地租、不服徭役的特權。所以，與此同時，大量破了產的手工業者和失去土地的流亡農民不得不匯聚於豪強大族門下。東晉南渡，流民過江者仍然「多庇大姓以為客」。這就使蔭附於豪族大姓的流民愈加眾多，從而成為束縛在領主土地上的農民階級。這樣，與農民對領主（地主）的封建依附關系相對應，在社會經濟基礎上，就出現了典型的以自給自足的地主庄園經濟為特征的封建社會形態（本書采魏晉封建說）。顯然．這是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之必然會引起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相應轉換，也必然會帶來審美文化的深刻變化。

二、在現實生存環境上、魏晉南北朝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恐怖、最混亂、最痛苦的時代之一。先是三國之戰，再是曹氏與司馬氏兩大集團之間的權力之爭，後是西晉的「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繼而是十六國之亂，東晉的「蘇峻、祖約之亂」以及南朝梁的「侯景之亂」，北朝東、西魏的戰爭等；與此同時還有中央皇室與地方豪強、門閥士族之間，以及地方豪強、門閥士族彼此之間為爭奪土地、人口、權利等而發生的尖銳沖突等，真可謂政治險惡、戰亂頻仍、宦海肅殺、哀鴻遍野，讓人無時無刻不感到生存的危機和憂懼，正如《晉書·阮籍傳》中所說:「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這樣惡劣的現實生存環境，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呢?顯然，除了直接給人以朝不保夕的畏懼感、恐怖感之外，還會產生其他種種社會「離心」效應。比如，它強烈刺激了個體超脫、生命安樂、人格獨立、情性自由等「內向性」文化意識的空前發展；再比如，它引發了傳統價值觀念和正統意識形態的「信仰」危機，導致諸如王道理想、皇朝權威、正統道德、倫常秩序之類往昔曾被視為神聖的東西，在被懷疑和疏離中走向暗淡甚至崩解。總之，它似乎演繹了一個歷史的「悖論」：一個黑暗恐怖人人自危的生存環境，卻引發了審美文化空前的大解放、大自由、大發展！

三、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這一經濟基礎相適應，在社會階級結構上，門閥土族取代了秦漢世家貴族的地位，而躍升為時代的主導力量。世家貴族主要指有封國、封邑的王侯，而門閥士族（亦稱門閥世族）則主要指以「士」為骨干的累世做官的特權階層。稱世族是說他們世襲做官，稱土族是指他們掌握文化知識權力。門閥士族在經濟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勞動人口，不向國家納租服役；在社會地位上高人一等，與寒門庶族的界限猶如隔著一層天，即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他們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享受特權，相對獨立。他們與中央皇權有矛盾、有沖突，不過更多的時候是中央皇室需要他們的支持，利用他們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如東晉時，司馬氏與王、庾、桓、謝四大士族「共天下」，以相互制約的形式保持了政治上大致均衡緩和的態勢，使司馬氏的皇位得以維持了百年之久。無論怎樣說，門閥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門閥土族所擁有的特權地位，稱得上是這時期一件異乎尋常十分重大的事情。它不光對大一統的中央專制集權無疑是一極大的沖擊和瓦解，而且也為思想文化，特別是審美文化的新變和轉折奠定了社會階級力量的客觀基礎。因為任何外部因素對審美文化的影響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直接為，而是要通過一系列中介環節的，其中最關鍵、最有力的中介，便是作為文化主體的人，特別是居於主導地位的社會階層、社會群體。審美文化是人所組成的社會群體創造的，而社會群體中的主導力量對審美文化的影響尤其直接而巨大。具體到這時期便主要是漢末三國崛起而到東晉達到鼎盛的門閥士族這一社會階級力量。他們是這一階段政治、經濟，特別是文化領域里絕對的主宰。即使在南朝各代，門閥士族雖放棄了政權、兵權，但其高貴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依然不變，尤其在文化上仍然是主導與核心。所以，他們的人生哲學、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審美趣好等，便直接決定著此時期審美文化的發展水平和趨向。事實上，此時期言美文化領域所發生的幾乎所有事件，都跟他們息息相關。因此說，門閥士族階層的崛起，是此時期審美文化發展中最重要、最值得高度關注的社會背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