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納及其他︰譯書之後

序
有關波斯納
理解斯納和我們自己
什麼是法理學？
《法理學問題》新版譯序
為何以及如何超越法律？
道德理論、說教與法律
思想的另一種組織形式
追求理論的力量
從禁忌到理性
經驗地研究司法
知識在法律中的力量
孿生兄弟的不同命運
當還是不當，這是個問題
不知老之將至
也許需要距離
翻譯、反思與學術
有關其他
細微處的大手筆
研究真實世界中的法律
《國家篇‧法律篇》譯者前言
《司法過程的性質》譯者前言

這本書匯集了過去十年里我翻譯之後留下的一些文字。除了一簏外，其余的都已發表過，這次輯集時對部分文字作了修改。我感謝最先發表這些文字的刊物以及這些刊物的編輯。

為了讓書像個書的樣，我把文章大致分為兩輯。第一輯都與翻譯波斯納的著作有關，因此‘有關波斯納“；第二輯都與我的其他翻譯有關，因此“有關其他”。除了我的另外兩本翻譯——一本是布萊克的《法律的運作行為》，另一本是維爾的《憲政與分權》——的後記未收入外，我自己有關著作翻譯的文字都收齊。沒有收入的兩篇，主要是因為文字和思想都太一般了。當然這句話也可以倒過來說——收入這本書的文字，自認為都還值得一讀。

這里的文字顯然與我留給法學界的那個強調“本土資源”的印象不同。事實上，從92年回國以來，翻譯一直構成了我學術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促成了和大大推進了我的學術發展。我認為，在今天，真正要研究中國的問題，不借鑒當代西方法學以及其他相關學科最前沿的知識和成果，只是緊緊抱著18、19世紀歐洲學者的或古希臘羅馬的“經典”，是不可能有所作為的。我希望高喊“同世界接軌”的學人們一定要更關注國外的首先是西方的學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我們必須開拓自己的學術視野，在學術上必須有一種“拿來主義”的“漢唐氣象”，絕不能小家子氣，跑馬佔地，關起門來稱大王。

這一點與集中關心當代中國的問題，與強調法治的本土資源一下吼不矛盾。相反，我早就說過，只有學術視野開闊了，才可能更好地發現、研究和（也許是有錯誤的）回答中國社會和法治的問題，也才可能提升中國的學術水平。我們需要世界的眼光，中國的問題，實踐的關注，學術的追求。

其實早就有人說過，“別看蘇力講什麼‘本土資源’，其實骨子里沒有比他更西化的”。重讀自己的文章，我承認，這種眼光是犀利的，判斷是正確的。我的思維、文風甚至修辭都挺西化。我喜歡邏輯論證，強調經驗上可驗證的因果律，不那麼憑直覺，不愛談“看法”，我注重當代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我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好，只要這種方式令我們對中國的問題有新的理解和感情，能促進中國法學研究的歷史轉型。甚至我喜歡一些西化的表達方式，例如倒裝句、顛倒詞序作為修辭、著重號的特別使用方法；我喜歡口語，不用或盡可能少用成語（說過一點，其實就是陳詞濫調），喜歡雙關和隱喻等等。我認為這可以豐富現代中文的修辭，使中文獲得新的更強勁的現代表現力。但我更追求人們能讀懂，使我的努力能夠真正融入中國當代漢語中去，而不是讓讀者看著頭大，感到自己白活了。正如王朔所言︰“你也不能說，愛好西方式的表達方式就是裝孫子。”

這里的文字大都是譯序，因此不是嚴格意義的書評。我大多是借鑒譯著中的某一個問題發表自己對當代中國法學界存在的問題的某些感想。這樣處理的理由，首先在于我並不總是那麼熟悉外國的相關文獻，那麼了解其學術傳統，因此無論批評或表揚都可能言過其實；其次，畢竟我是中國讀者，評論時，我的知識背景和由此形成的前判斷都是中國的，引發思考的問題也是中國的；三在于這也可能是更好勾連中外法學的唯一途徑，至少讓讀者感到原作者討論的問題其實並不遙遠。

這種書評仍然不容易寫好。因為固然感想人人都有，但書評者必須有自己的發現，不能重復別人已經想到的、說過的。書評者必須找到自己的切入點，提出一些可能只有自己才可能看到的，或——即使別人也看到了——至少只有自己才會這樣表述的感想。你的文字中必須有你自己。

第一輯的文字還有另一個追求。盡管這十多篇文字都是針對波斯的一個人的著作，但每一篇我都大致力求圍繞一個主要問題集中發揮，為了避免重復或大同小異，也為了尊重讀者。目前的這個寫法，不但使這些書評能各自相對獨立和互補，而且還有利于提出一些更為深層次的學術理論和法律實踐問題，體會了一些否則的話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確良細節。這是一個更大的追求。因此，盡管單篇文字看起來寫得很隨意，其實是需要一個預先的總體安排，信“筆”由韁、天馬行空是不可能成就的。

由于種種原因，至少在近期內我是不大可能大量翻譯了。但我會永遠懷念這十年來每一次翻譯的快樂，以及由此而來的一次次新的誘惑。

蘇力
2003年11月23日凌晨于北大藍旗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