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個人與時代的醫學悲劇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孤苦無依的孕婦在素負學術聲名的大醫院生產，院內卻有比例高得驚人的產婦死於可怕的感染，而負責救治這些婦女的醫師，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卻扮演了散播死亡的角色。奇怪的是醫學院學生實習的病房感染率總是特別高，而由產婆接生的病房感染率則低得多。一位投入全部心力想阻止這種慘劇的醫師，在研究觀察後發現，產褥熱感染和醫學生解剖屍體之後直接接觸檢查產婦有關，他還提出醫師檢查病人前先用消毒水洗手可以有效減低感染。然而，這樣重大的發現不但沒有受到醫界肯定，這位醫師反而備受醫院管理階層的打壓、面對學界主流的懷疑和不解。這位懷才不遇的醫師在憤世嫉俗的心境下離開工作職位，最後死在精神病院中……。上述是對史模懷斯的醫學生涯常見的描述。如此戲劇性的醫學故事，確實能讓讀者為之動容。或許正因如此，醫師作家努蘭雖已在
《蛇杖的傳人》以一專章介紹史模懷斯，仍不禁再回首寫下這本傳記。
本書雖然是人物傳記，內容卻不僅限於史模懷斯一人，還扼要地介紹了產褥熱歷史、病理解剖的發展史、維也納總醫院歷史等相關脈絡，而大為豐富了此書的內容。雖然這些題材涉及許多歷史細節和醫學史專業知識，努蘭顯然下了許多功夫消化材料，而能寫出一般讀者不難閱讀、情節又引人入勝的傳記故事。努蘭並沒有像過去許多作者那般，把史模懷斯描述成一個被無知世人迫害的悲劇英雄。相反地，他不避諱地指出，史模懷斯要為自己的失敗負起很大責任。他個性的許多缺點、待人處世的失當以及學術發展策略的錯誤，在在都增加別人接受他學說的困難。史模懷斯最大的致命傷是他的寫作能力。這位醫師雖然有細膩而強大的觀察能力，卻寫不出有條理的文字。他似乎對出版論文有著莫名的排斥和恐懼，以致遲遲不願動筆發表他的重大發現。這點實在令人扼腕。不過，在今天的學院中，類似故事偶爾仍在重演。
本書另一個優點是努蘭對醫學思想和社會結構、政治立場的關係有所探討，不像多數醫師出身的通俗醫學史作者般，千篇一律地重複「科學理性對抗無知迷信」這套素樸簡化的歷史濫調。史模懷斯的醫學生涯開展於歐洲政治動盪的時期，努蘭認為維也納醫界像他這類的創新者，大多是同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改革派；而醫學上傳統守舊的醫院主管高層，也是政治上的保守派。換言之，醫學觀點和政治立場之間有所關聯。努蘭也注意到史模懷斯來自哈布斯堡帝國邊陲的匈牙利，而認為他的出身、語言能力乃至口音都可能影響他的醫學事業發展。努蘭甚至懷疑史模懷斯可能常被誤認是猶太人，而受害於當時德語醫界常見的反猶主義。
除了大時代的背景，若要深入了解史模懷斯的事業際遇，恐怕還得細膩深入地分析維也納總醫院以及奧國醫學界的知識氛圍和學術政治。努蘭強調病理解剖和理學檢查（physical examination）在維也納總醫院中的重要性，並花了許多篇幅介紹十八世紀義大利醫師莫爾加尼對病理解剖的貢獻，認為莫爾加尼是此一醫學知識體系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不過莫爾加尼其實是新舊交替的人物，他雖然作了不少病理解剖研究，卻也經常根據病人乃至病人家屬的來信，對病人病情作十八世紀醫學常見的「隔空診斷」。近年來醫學史學界大多認為這套常被稱為「臨床醫學」或「醫院醫學」的新醫學，實乃濫觴於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巴黎。書中描繪的維也納總醫院之特徵，也和法國大革命後巴黎的教學醫院多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強調理學檢查與病理解剖；醫師的工作和地位來自政府任命與同儕評價，而非病人的肯定與診療費用；病人是接受救濟的窮人，在醫病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成為臨床教學的教材和醫學研究的材料。
努蘭抱怨史模懷斯對實驗研究的興趣不大，動物實驗設計也不高明，並且對此大表不解。後見之明總是特別顯而易見，卻會扭曲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史模懷斯的時代，實驗室才正在德語世界開始取代病房和解剖室，逐漸成為醫學研究的焦點。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史模懷斯緊守他擅長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式觀察以及臨床醫學分析，卻不精於實驗研究，並不令人意外。同樣地，為何史模懷斯的同僚會看不出產褥熱感染和醫師洗手與否之間如此明顯的關聯，也得放到當時醫學知識與實作的脈絡中來考察，才能得到適當的歷史解釋。
本書不是專業歷史學家的學術著作，努蘭的寫作方式也不受學術格式規範，讀者時而可見他發揮想像力創造出生動的虛構情節。本書第一章就是這樣的產物。努蘭研究史模懷斯多年，不過這本書主要還是根據他人的二手研究以及已經翻譯出版的史料。想進一步理解這段歷史的人，可以參考書末的「參考書目附註」，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醫學史學者勞頓（I. Loudon）編、著的幾本書。努蘭主要的原創研究在於對史模懷斯晚年疾病與死因的診斷。透過史料記載、病歷、驗屍報告以及他遺骨的某些特徵，努蘭斷言史模懷斯晚年行為古怪是因為他罹患了「阿茲海默症的早老性痴呆」，而非某些學者斷定的梅毒；他的真正死因則是在精神病院遭到管理人員毒打，而非解剖屍體時受到感染。這類回溯診斷是醫師出身的業餘醫學史學研究者的最愛，不過在資料有限而逝者已矣的情況下，假如還有其他醫師發表不同意見或再提出翻案診斷也不足為奇。
若不以專業史學的眼光來挑剔努蘭混合歷史與虛構的寫作手法，或是陷入回溯診斷正確性的辯論泥沼，讀者會發現這是一本筆法順暢、情節精采的著作，既能帶來許多閱讀的樂趣，也提供了不少關於產褥熱歷史乃至十九世紀西方醫學史的相關知識。醫學工作者和醫學院學生閱讀此書，則可發現許多值得深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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