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

各方推薦
推薦序  邊界時空中的記憶與真實∕張翠容

第一部  曖昧的邊界
越南－－邊界的誤會
柬埔寨－－沒落的古國
寮國－－湄公河的故事
印尼－－模糊的他者
泰緬－－失去身分的異鄉人
新加坡－－－－馬來之海中的華人島嶼

第二部  歷史的迷途
沖繩－－是不是日本人？
韓國－－北緯三十八度線的悲劇
中國－－我是朝鮮族
越南－－他人的戰爭
婆羅洲與馬來西亞－－－－雨林裡的戰士

第三部  身分的岔路
香港－－成為香港人
澳門－－三本護照的身分認同
馬來西亞－－別叫我華僑
緬甸－－哪裡是我的國家
越南－－日久他鄉是故鄉
後記

推薦序

邊界時空中的記憶與真實　張翠容∕作

　　直到我執筆，寫這篇序言時，我似乎還未有機會與阿潑見一面。但，我們通過好幾次電郵，源起於她在我的部落格留下了一些感言，字裡行間充滿她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卻又不失對世界的熱情、好奇與關懷。

　　她告訴我，她唸的是新聞糸，在記者這個行業徘徊不定，有志難抒。相信這是多少鍾情於新聞工作的同行的心聲。當年，我不也與阿潑一樣嗎？！

　　那不如自己走出去吧！

　　想不到，我在書中曾提及到波蘭記者卡普欽斯基的事跡及其作品，對阿潑有如此深刻的影響。事實上，我們在部落格上的談話，就是從卡普欽斯基開始，並在談話中不知不覺跨越了一個又一個的邊界。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

　　這是卡普欽斯基的《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中文版書腰一句很醒目的說話。

　　就這樣，卡普欽斯基也拖著阿潑走出自身經驗的邊境。有趣的是，今次，阿潑所走過的亞洲地方，這包括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可能反過來，令卡普欽斯基更有所好奇。他本來對東方一直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因此他跑進印度與中國。

　　「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多少個世紀以來，歐洲一直處於主導地位，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多元文化的時代、歐洲大陸以外的社會和文化在人類大家庭中，將會享有自己的尊嚴並得到應有的尊重。」

　　卡普辛斯基還說：「那些令你著迷的國家會激起你對生活的激情，那些剛剛崛起的新大陸，盡管那裡還存在著貧困和飢餓，但這一切都與對美好明天的憧憬相隨。」

　　卡普辛斯基或許有一個遺願，就是有機會多往亞洲其他地方，感受該地區的歷史、族群、文化的多樣性。阿潑好像明白了卡氏的心底渴望。我把她的書稿一路讀來，竟然看到卡氏的身影。

　　例如，阿潑在書中處處對歷史作深思：

　　「我們對過去政治疆界的想像和理解經常被現代國家（nation）的概念所綑綁，所以有時候很難理解東南亞國家歷史的推演，因為他們的國界隨著權力中心的轉移而變化，權力中心衰弱時，遠處的城邦就會效忠於其他王國。因此，每當學者談論舊東南亞王國時，都會談到『曼陀羅（mandala）』，這個梵語有『權力圈』的意思。」

　　但，也有與當地文化互動時所產生的趣味：

　　「只是，我們對政治觀察的興趣還是比不上『尋找鬥雞』，儘管最終的收穫只是發現街頭幾隻受傷的公雞，但伊斯蘭教斷食日和殺牛宰羊的慶典我們倒是在爪哇的第二早就遇上了。在分食的前天，整個雅加達街頭巷尾都可以看到被拴綁在路邊的羊，我避之不願參與，以為繞過清真寺就好，不料早晨才走出門，就看到一群嚇得腿軟的羊咩咩，還有另一角聚集的人們及地上清楚的血跡，嚇得我拔腿就跑，趕忙回去，而這也是我在印尼唯一一次奔跑——當然跳進的，還是自家旅館的院子。」

　　更有對不同族群命運的探討：

　　「賴樹盛提到一個克倫族菁英的故事：他的父母是公職人員，推崇緬甸政權，但當他獲知自己因克倫族的身分而未能分發到醫學院時，便開始反思族群問題，最終放棄學業投身反政府運動。而後，便不停出入牢獄，最後只得避走他鄉，進入叢林，並加入了克倫獨立國武裝部隊，大半生都和死神搏鬥著。一次在泰國克倫人的協助下，他來到了泰國，躺在醫院裡休養期間，恰巧遇到皇太后巡視邊境，幸運取得居留權，不過，卻得用三個條件來交換：不能碰毒品、不能違反法律，不能碰政治，否則要驅逐出境。」

　　這不正是卡普欽斯基所善用的寫作手法？！當然，卡氏是位報導文學的高手，已屬大師級；在他面前，我和阿潑只是後輩與學生，可幸我們找到了座標。

　　與卡氏的文學書寫不同，阿潑寫來尤如人類學者式的報導，原來她的確也曾唸過人類學。

　　作為人類學畢業生，她對邊界有一種複雜的情感。站在邊界上，她有那些「魂牽夢繞要做的事」：去跨越一下國境，探究一下國界的那邊究竟能看到什麼？，

　　她巨細無遺一一記錄下來，為的是讓真實說話，以抗衡人類的無知與遺忘；同時也免於我們陷入狹隘的地方主義。一般而言，地方主義所指的是地理空間，即是人容易把自己的思維受身處的物質空間影響，並誤將之普及化。但，有另一種地方主義是屬於時間上的，在這裡， 歷史成為一個時代某些生存者的財產。

　　只有不斷行走，走出我們經驗與人為的邊界，才能對抗遺忘與狹隘的地方主義。

　　阿潑是不一樣的旅者，這本書亦是不一樣的旅行札記。

後記

　　「旅行所能帶給我們的所謂逃避，除了讓我們面對我們歷史裡面比較不幸的那面外，還能提供些什麼呢？我們偉大的西方文明創造這麼多我們現在享受的神奇事物，但在創造這些神奇事物的同時，也免不了製造相應的病象出來。」 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當中書寫了他的旅行和田野紀事，他批評了所謂的旅行文學，卻也反思旅行所見：「我們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是我們自己的垃圾，丟擲在人類的臉面上。」

　　《憂鬱的熱帶》這本書瀰漫著濃重的悲觀主義，感嘆著全球化帶來的問題，而許多族群文化也因而慢慢消失、溶解。法國的戰後情緒和故事，也影響著李維史陀，所以他又說：「旅行，那些塞滿各種夢幻似的許諾，如魔術一般的箱子，再也無法提供什麼未經變造破壞過的寶藏了。一個四處擴伸、興奮過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沉默擊破，再也無法還原了。」

　　二次大戰後，許多非西方文化從帝國的靴子底冒了出來，許多著名人類學家都在此刻大展拳腳，成為這些族群文化的見證者，他們的田野地都在帝國邊陲，而這些地方的人們在被殖民多年後，聲音慢慢浮現，世界的多元性也才躍然在人們的見聞中。當然，這樣的異文化或許暫時像個舞台上的丑角一般，被媒體扭曲呈現，但人類學家的工作就是去哪裡，召喚出一群人、一種文化。這是人類學家旅行的必要。

　　我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自助旅行，是進入人類所之前的暑假。那是九一一發生快滿一年之際，當時文明衝突論仍不斷被討論著，杭亭頓談「全球化和文明衝突論」與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像是對立一般辯論著，但國家和國家、區域和區域的爭鬥，不會因此越辯越明，我也因而感到悲觀，雖不覺得重拾書本就能帶來解答，但至少遁入研究中，可以躲避塵世。

　　我在讀研究所期間，學到了邊界理論（boundary），這似乎解釋了族群紛爭何以不停發生在你我周邊。社會人類學家巴斯（Fredrik Barth）認為，族群界線的維繫可讓一個族群團體和其他群體分開來，並使該族群延續下去，而任何族群團體的內涵和文化素材是明顯存在著的，換句話說，和血統、地理、親族、語言等等看似原生且根本的族群分別方法比起來，源於文化和歷史記憶的群體意識，才是族群自我認同和延續的原因；然而，標示界線的文化特徵會改變，群體的文化特質也會被轉化，甚至群體的組織形式也會被改變，但只要持續將群體成員和外人二分，就可以繼續標示出這個延續性的特質，並探究變動中的文化形式和內容。再更白話地說，只要區分「自我」和「他者」的界線維繫著，那麼這個族群團體就會繼續存在下去。

　　這不禁讓人想到小時候，我們總和鄰座同學在書桌上畫線，彼此警告：「不可以跨線！」我們各自守著自己的勢力範圍，但偶爾仍會偷偷將鉛筆盒挪過去一點、書包推過去一點，或利用手肘「偷跨」，也會在對方稍微侵犯領域時大叫：「你跨過線了！」就像瞪仇人一樣，狠狠瞪對方一眼。

　　很多時候，「國家」是區分你我的那條界線，但國家和國界，能解釋你我的差別和爭鬥嗎？希臘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在電影《鸛鳥踟躕》中，藉著一位電視台記者亞歷山大到希臘邊境採訪，引出了邊界的問題──阿爾巴尼亞和希臘的邊界線是一道由紅白藍三個顏色畫成的線，駐守邊防的上校對亞歷山大說，「跨過這條線，你要不就是出了國，要不就是死亡了。」因為對面警衛持著機關槍，隨時可以格斃私自越境的人。兩岸的軍隊，隨時都要防止對面的人過來，但兩岸的人卻透過河流分享彼此的音樂，甚至舉辦一場隔岸對望的婚禮──這對新人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參加婚禮的人是同個村子的人，但國界一畫，各自屬於不同國家，連結婚都要靠想像。

　　然而，跨越國界了又如何呢？可能也面臨死亡，但也可能活著到達另一個國家。順利活著逃到希臘的難民，都在希臘邊境小鎮聚集著，他們以為逃離戰禍，卻又遇上了「死亡邊界」──看到一樁因族群衝突而起的謀殺，上校無奈的說，「我根本弄不明白，人們越境而來，只為找到自由。這是上帝的棄地，世界變得很小。沒有人搞清楚是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衝突，還是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人的衝突，還是革命者與投機分子的衝突。他們在這裡稱作投機分子。」在難民營裡大家都沉默活著，因為不同信仰和民族差異讓他們之間衝突一觸即發，他們每天都避免碰觸到族群和生死界線，否則可能又會遇上死亡。

　　「他們好不容易逃出邊界，又遇上邊界。」

　　邊界，是無所不在的，就像我們的影子一樣。身分邊界就是我們的影子。

　　身分邊線是不斷變動著的，要確定「我是誰」，往往都需要先知道「我不是誰」。而這些故事往往都從旅行或移動開始。旅行或是移動（移民或移工），是一種改變原本狀態的行為，它強迫你離開原來的位子、接觸生活範圍之外的人群，因為變化，感官格外敏銳。而跨越國界的旅行，更會讓人意識到國家和自己的關係──畢竟，得帶著一本合法申請的護照，而那證明你具有自由跨越國境的身分，你得拿著這本護照去宣告你是誰。

　　而我，就在國界裡裡外外擺盪了十餘年後，生成了這麼一本關於邊界、身分和認同的書。

　　「揹著人類學旅行」構築了我的智性世界，我不曾想像自己投身枯燥的學術研究工作，實在難以妄稱是個人類學家，但學術訓練卻琢磨了我尖銳的稜角，讓我敏感於所有街頭巷尾的訊息和口語動作，對每一個相遇毫無防備，打開感官接受每一個異文化的刺激，去傾聽而後真正理解這些庶民的小感嘆，其實都能拉出來一段大敘事。每個人類，每個生命，每個生活，都由微觀構成，關注這些微觀，那些宏觀敘事才能真正發生意義。

　　當我對全球化乃至於文明衝突感到疑惑時，這些旅途中聽到的故事，給了我不少反饋。請恕我再次引用《憂鬱的熱帶》：「人類學家自己是人類的一分子，可是他想從一個非常高遠的觀點去研究和評斷人類，那個觀點必須高遠到使他可以忽視一個個別社會、個別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他生活和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遠離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長久的時間；由於曾經經歷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環境改變，使他染上一種長久不癒的無根性；最後，他沒有辦法在任何地方覺得適得其所；置身家鄉，他在心理上已成殘廢。」李維史陀這段話說明了，為什麼我總是想離開台灣，離開熟悉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到不遠的他方旅行，我總覺得，在那裡，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誰，才知道故鄉的位置。

　　我所去的這些國家，都和台灣有著類似的文化和歷史，包含宗教、米食還有語言，甚至是移民、殖民和日軍入侵等等印記。可惜的是，當許多台商前進東南亞經商，而許多東南亞的人民嫁來台灣或在此工作，原本應該互有交流相互認識，但彼此之間卻仍像陌生人一般，有著莫名所以的隔閡、防備或緊張。明明他們離我們很近，我們卻不了解他們，但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鄰近國家，我們又怎麼認識自己呢？我開始意識到對這些國家在我們的認知中竟如此蒼白貧乏。

　　當我累積越多次旅行、學習越多語言，才了解這些國家和台灣有或近或遠的關係，也才知道台北的古地名有許多甚至是菲律賓文（Tagalog）和馬來文，甚至那些國家發生的大大小小歷史事件，也影響了台灣。這些故事和相互影響，反反覆覆出現在我的所見所聞中，形成一個共振的頻率，擊打著我，我突然了解，越是怯於認識他人，越是會複製偏見和仇恨言論，也越是加強心裡的邊界，衝突自然就存在了。

　　就在越南「邊界的誤會」發生後幾年，我在台北聽到類似的故事：一位申請來師大學中文的越南人，剛來台灣還沒拿到學生證，當他和一位在台大讀書的馬來西亞人同在一家餐廳打工時，卻被惡意舉報為「大陸偷渡客」，兩個人都被抓到警察局盤問。那時，警察明顯善待擁有台大學生證的馬來西亞華人朋友，卻對語言不通的越南人極不友善，最後，不僅將他關了起來，還遣返回國。

　　當這位馬來西亞朋友說起這段經歷時，熟悉感油然而生，我立刻想起那段不分青紅皂白就被逼得在越南文件上簽名的經歷，於是也能同理那位越南朋友有口難言的屈辱。當我們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異鄉人包持著懷疑或者偏見時，難道不需要想想自己在異鄉時能否忍受同樣的眼光？很簡單的同理心而已。

　　即使區分你我他的這種邊界，並不可能在心理消除，但我們可以讓這些邊界不那麼霸道的存在，可以允許它暫時消融，所以，請試著讓自己跨出國界、跨越歷史和心理的邊界，認識其他國家、其他族群、其他原以為不同的人，那麼你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就是我們，我們也會是他們，然後，我們才會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