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13位中國官員應對危機之道

序 訪問權力的「三岔口」
前言 尋找政治英雄
「拋開所有陳見」
96小時——對話松花江水危機中的哈爾濱市委書記杜宇新
汶川的領導者——對話汶川大地震中的汶川指揮張通榮
一個明星城市的手術——對話藍藻危機中的無錫市委書記楊衛澤
「足球掃黑」啟示錄——對話原中國足協副主席、國家體委國際司司長魏紀中
「有些人壞得很」
分配權力的智慧——原南方航空黨組書記劉名啟談南航重組的3年
「腐敗是市場自找的平衡」——對話證監會信任危機中的原證監會副主席高西慶
米價的分寸——對話糧價危機中的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總經理包克辛
「別把反水電當成時尚」——原水電部副部長、三峽工程總指揮陸佑楣談水電信任危機
「有些人壞得很」——原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談親歷中國體育的數次危機
「我還需要給誰作秀？」
「我還需要給誰作秀？」——對話陝西神木免費醫療風波中的神木縣縣委書記郭寶成
地價和房價的秘密——對話西安開發爭議中的西安市副市長段先念
解困金融危機——對話金融危機中的杭州市市長蔡奇
銷售三亞——三亞市副市長李柏青談「國際旅游島」升級和熱錢危機
後記

重讀朱文軼的作品，是一個奇妙的體驗。拉開時間之後，稿件里所呈現的采訪者與被采訪者之間的關系——疑問、切入、提問、追問、糾纏、轉折、遞進┅┅兩個人面對面的智力追逐賽，精彩有趣。

這些稿件在發表當際，我也看過，現在再看，有這種體驗，不免意外。

微觀來看，新聞是個競技場，它的功利性在於：橫向會與其他媒體競爭，而縱向則與記者自己較勁。每個真正從事這份職業的當事人，這種壓力自是無時不在。有趣的是，這份真實的壓力及其擔當，往往被內化，無可為外人所道。具體到《三聯生活周刊》，所有的焦慮最終簡化成兩個方向的測量：其一，發稿量；其二，能否成為封面故事寫作團隊的「先發陣容」——依此標准，朱文軼的領先，自不待言。一年一年，他是否會讓出采寫稿件發稿量的「狀元榜」，才是他的壓力與大家的看點所在。

領先者的苦惱在於，他會在更功利的結構里被評判：稿件有多大程度的拓展？有什麽認知邊界被重新確認？如此，苛刻才是日常。

拉開距離，不再在競技現場里重讀這些稿件，意外之感，自會生發。去掉了「現場」的嘈雜，那些「拓展」與「邊界」種種，反而能夠相對公允地判斷。意外緣此。

你能不能敲開別人的門，這是判斷記者好不好的標准。

問題或者說挑戰是：敲開門後，你能收獲什麽樣的內容。新聞若有所謂方法論，所有需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僅此而已。彼此坐下來，面對面地聊一聊，然後把所聊內容以「專訪」的方式寫成報道，其實是最具戲劇性的「敲開門」後的故事。如果我們以相對職業的方式來看這個最能表明記者收獲什麽的新聞體例，曾經甚為流行的那種咄咄逼人的套路越來越退潮——對這種提問策略，我個人一直認為是知識與能力匱乏下的知情權濫用；退潮之後，新鮮潮流則是商業企圖下的另一極端：諂媚型。官員、商人、藝人的長篇專訪，這種仰望的姿態，成形頗久。當然這同樣也是一種知識與能力匱乏，只不過是權力濫用轉換成權力變現。在這兩套進攻策略之下，「敲開門」本身甚至就可疑，所謂的「真實」，當然不復存焉。

我們有無可能在種種陷阱之下，另開新面。這本書所收集的作品，是朱文軼的答案——我們當然有可能另創格局。

一座省會城市，因飲用水污染要全城停水4天，這個時候記者與城市最高官員坐下來聊一聊，能收獲什麽樣的內容？一座縣城，竟然可以為全縣民眾提供免費醫療服務，記者與縣城最高官員面對面，真正的好奇心又是什麽？┅┅這些事件的戲劇性，相信未來至少會成為那些城市地方志所不可或缺的材料。那麽，處於當下時刻的記者，方法論與價值感何在？

回到現場，是朱文軼所有訪問的起點。

現場並不天然存在。擁有最大量信息的當事人，他其實並不知道哪些信息是媒體與公眾需要的。否則，新聞這一職業的合理性將被顛覆。而同時，作為旁觀者的記者去到現場，他擁有的信息只是點點片斷，從何種方向開始提問甚至都是難事。

采訪與被采訪者，絕對的意義上看，有點類似《三岔口》——彼此雖然面對面，卻是茫然。好，這個時刻記者提出了他的第一個問題，雙方進入賽道┅┅追逐賽開始了。最終我們會得到什麽，其實由記者的第一個問題——由此所建立的溝通界面以及邏輯遞進所決定。那麽，像記者這樣的旁觀者——信息的開掘者而非信息的擁有人，真正誠實的態度是什麽？一年一年地積累這份職業的經驗，最終你會發現，那一段長長的對話，其實就是你與當事人共同地再次經歷他所經歷的一切。記者要做的甚至只是謙卑地進入對方的物理性與心理性事實。非此，所有的一切皆無出處。基本的「物理性」事實我們尚未充分獲取，記者以及評論家的判斷又從何而來呢？

回到現場，是一種端正的新聞方法論。但僅憑此來概括朱文軼的努力，又將是輕看。

最終被再現的那個現場，一定是記者趣味偏好的結果。如果說，在提問與追問過程中與當事人共同經歷曾經是一場智力角逐，那麽，再現現場則是記者邏輯性的重新構造——沒有價值依托，所謂現場仍將支離破碎。朱文軼的偏好何在？那些對話所追索的現場，在再現過程中，他其實一直在尋找秩序與規則。這是朱文軼的特異所在。

在中國這樣一個時間壓縮的現代化過程中，咄咄逼人沖突型的對話，是以采訪者強烈的個人偏見為前提的。問題是：中國變化如此巨大，共識尚在形成之中，這個時候，記者本身所持有的那些標准，其實可疑。更常見的是，這種貌似強大的新聞采訪，往往一步走偏，腳腳踏空。而諂媚型，在似乎尊重當事人話語權的幌子下，最終讓渡的是這一行業最基本的客觀性要求的責任擔當，最終淪為機構的公共關系報道，在新聞市場上制造噪音。

如此種種，我們當然需要足夠的智慧尋找這一時代的報道策略。這個時代變動著的、正在形成的秩序與規則究竟是什麽，或許正是一代記者正當的好奇所在，將它理解為使命也無不妥。朱文軼這些訪談作品所隱含的這一旨趣，雖未成熟，也實在應當被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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