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給台灣的建言
在新冠疫情過後,世界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以亞洲為中心。
數百萬人死亡、數千萬人染病。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國家是像美國和俄羅斯這類老年化社會,以及醫療體系不足和醫療價格高昂的國家。它們的經濟將遭到破壞,且需要更多亞洲移民進入它們的醫療體系以照顧病人。台灣在因應疫情危機、政府透明度與溝通,以及提供全民醫療照顧和治療上,樹立了全球性的標竿。
就全球經濟而言,只有亞洲的成長將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水準,而西方經濟體則顯得搖搖欲墜。很重要的是,過去多年來流行的警語是亞洲國家將受制於「中國依賴」(Sinodependency),指亞洲國家仰賴與中國的貿易,因為中國是它們最大的貿易夥伴。但由於中國正在領導經濟復甦,所以中國依賴不再是壞事,關鍵是亞洲國家要維持與中國的貿易平衡。
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對台灣、南韓和日本的出口商有幫助,使它們得以在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限制時,取代美國公司出售工業和科技產品給中國。正如我經常對美國人解釋的,美國的地緣政治夥伴也是其地緣經濟的競爭者。
另一方面,美國對台灣施加強大壓力以阻止出口半導體科技給中國客戶,因而減少了台灣公司的獲利。此外,由美國、歐盟、印度、日本、澳洲和其他由大國領導所組成的國家聯盟,正快速地撤出中國的電信、汽車零件、醫療設備、太陽能等關鍵部門的供應鏈。鴻海(富士康)已把在中國的生產分散到印度、印尼和其他國家。
這將協助東南亞進一步走出中國的陰影。在新冠疫情前,東南亞國協集團獲得的外來投資已經和中國不相上下。我在本書把這些國家稱為亞洲成長的「第四波」。儘管在疫情中受挫,這些國家有強勁的外匯準備部位、開放的經濟和富於韌性的社會政策,它們將比中國以外的其他地區更快速地恢復經濟成長。
雖然中國和美國以及許多鄰國的地緣政治緊張升高,但亞洲必須務實地尋找合作的機會。亞洲國家必須繼續保持最小的地緣政治歧異,同時最大化地緣經濟的互補性,這將有賴於進一步擴大近來在外交上的成熟表現。在南韓與日本為敏感技術、智慧財產權分享和歷史宿怨爭議的例子中,我呼籲首爾和東京的領導人以兩國的全球信譽為念。只要亞洲仍需要美國來仲裁爭議,亞洲強權就不會被認為已經發展成熟。這一代的亞洲領導人不應重蹈歷史覆轍,未能永久解決的衝突可能輕易地再度爆發。
美國的選舉顯示其社會極其分裂。美國總統並沒有提供全球領導的強力職權,而亞洲也不應該依賴它。如果世界的前途確實屬於亞洲,亞洲人必須解決自己的歧異,當然包括朝鮮半島。中國近來宣布考慮支持宣告朝鮮戰爭正式結束,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發展,這一步可望為朝向統一邁進的努力提供必要的動力。我向來強烈倡議這個外交手段,並相信儘管成本高昂,它將為韓國經濟提供十分正面的動能。
這只是我稱為亞洲「技術官僚和平」的例子之一。西方的理論在有共同歷史、文化和政府類型的國家間有「民主和平」的概念,但亞洲的情況不同。亞洲有著各式各樣互異的文明,各以自己的歷史自豪,並有從民主到獨裁的各種政府。只有透過務實的方法解決爭端,亞洲才能實現集體性的進步。
台灣可以從中汲取哪些教訓?川普政府把台灣納入其目標的核心,並加倍承諾提供台灣軍事硬體、技術支援和外交承認;但拜登政府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它將繼續阻止中國的擴張主義,但不希望升高直接軍事衝突的風險。台灣將再度需要專注在政治上的自立自強,並發展抗拒中國蠶食的策略。如果台灣恢復馬英九總統時期和平共存與互利架構的雙邊對話,整體情勢將較為穩定,馬英九曾與習近平在新加坡有過正面的會談。
台灣領導人和產業將需要比以往更多的創造力,才能安度未來的挑戰。台灣必須創新,才能在如電子和軟體等領域領先美國、日本、南韓和中國等競爭對手。當台灣人延伸自己的企業足跡以確保其產業能量的韌性時,已對更宏觀的亞洲成長與繁榮的脈絡做出重大貢獻。
即使競爭在亞洲內部出現,未來仍然是屬於亞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