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對話中的現代性問題

序言
第一編 中國視野中的西方思潮
第一章 “新”與“後”的時代——1968年以後的歐洲思潮
一 “1968年”
二 “新社會運動”
三 “新左派”和“新馬克思主義”
四 “新右派”和“新保守主義”
五 “後現代主義”
六 “烏托邦的終結？”
第二章 超越傳統的選項——1989年以後的歐洲思潮
一 第三種政治？——難分“左”“右”的“認同政治”
二 第三條道路？——歐洲大陸的“資”、“社”之爭
三 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
四 “歷史的終結？”——關于烏托邦的新爭論
第三章 社會主義今天意味著什麼——當代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社會主義觀
一 引言︰社會主義“過去意味著什麼”？
二 社會主義與市場的關系
三 社會主義和市民社會的關系
四 社會主義和法治的關系
五 社會主義和（新）社會運動的關系
六 余論︰社會主義——一種“必要的烏托邦”？
第四章 “後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市民社會
一 以交往行動理論為基礎的後馬克思主義“市民社會”觀念
二 後馬克思主義“市民社會”觀念的思想史背景
三 後馬克思主義市民社會理論的中國相關性
第二編 西方影響下的中國思想
第五章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體”“用”範疇
一 傳統哲學中的“體”“用”範疇及其在現代的衍化
二 “由用以得體”、“器變道亦變”︰對現代化過程的兩種詮釋
三 探索價值與工具之間內在關系的種種嘗試
第六章 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觀念
一 民主的多重向度及其統一基礎
二 民主的制度形式和法律保障
三 理性主義和商議性民主的觀念
四 政治文化和民主的本土基礎
五 民主和社會主義
六 結束語
第七章 毛澤東思想中的道德理想和成人之道
一 無產階級革命的功利主義
二 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想
三 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
四 在群眾實踐中鍛煉和修養的成人之道
第八章 社會世俗化條件下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一 “精神生活”概念的豐富內涵
二 當代中國社會的世俗化特點
三 世俗化社會中高質量精神生活的條件
第三編 中西對話中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
第九章 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內核”與“外圍”
一 把理論區分為“內核”和“外圍”的必要性
二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之一︰對理論與實踐關系問題的回答
三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之二︰對現實和理想關系問題的回答
四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之三︰關于個人和社會關系問題的回答
五 否定“內核”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邏輯矛盾
六 在堅守“內核”的同時放寬和調整“外圍”
七 對“內核”與“外圍”之間關系要作辯證和具體的理解
第十章 “理論”的“實踐”意義
一 “理論工作”的實踐意義
二 “理論態度”的實踐意義
第十一章 合理解決理想和現實的關系問題
一 現代化過程中理想和現實關系問題的重要性
二 把物質和精神關系問題上的唯物主義立場運用于理想和現實關系問題
三 在理想和現實的關系問題上既要尊重邏輯又要尊重辯證法
第十二章 和諧文化是傳統智慧與現代文明的有機統一
一 和諧文化與傳統智慧
二 傳統智慧需要作現代詮釋
三 和諧文化的現代語境——以鐵凝的小說《誰能讓我害羞》為例
四 構建具有現代精神的和諧文化
第十三章 資本的“文明化趨勢”及其內在限制
一 資本的“文明化趨勢”
二 資本的文明化趨勢的內在限制
三 資本的文明化趨勢及其內在限制的當代意義
第十四章 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民族特色和世界意義
一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與《共產黨宣言》的精神一脈相承
二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世界意義
三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世界意義
四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探索的世界意義
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應有的精神境界和理論視野
後記

作為“文革”結束高考恢復以後“七七級”的一員，我是在“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口號聲中進人大學校門的。與三十年前以“富強”為中心的“四化”相比，中共十七大報告中的“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也可以說是“四個現代化”，但它不僅包括屬于經濟現代化範疇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且包括分別屬于政治現代化、文化現代化和社會現代化範疇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們不妨把三十余年中國社會及其指導思想的變化概括為從“老四化”到“新四化”的變化過程。

在現代化目標從“老四化”轉變為“新四化”的同時，有關“現代化”的討論本身在學界話語（以及受此影響的公共話語）中則逐步向有關“現代性”的討論靠攏。“現代化”講的是朝向某個目標的過程，“現代性”講的是擁有某種特性的狀態，前者是後者逐步從設想變為現狀的過程。相比之下，“現代化”話語的樂觀色彩更濃一些，而“現代性”話語的反省意識更強一些。當“現代性”還只是一個“化”的目標的時候，“現代化”話語更多地是對現代性進行設想，為現代化提供辯護。隨著現代化努力的種種結果——不管是否曾被預料——逐一呈現，隨著名目“現代性”（以及所謂“後現代性”）的種種現象不僅在西方而且在中國迅速成為日常現實，對現代性的設想和對現代化的辯護非但不那麼必要，而且越來越成了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江澤民在2001年提出的“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在此後的—些中央重要文件中一再重申。在2008年12月18日舉行的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三十周年的大會上，胡錦濤一連用三個“前所未有”強調了我們肩負任務之重、面臨問題之難、應對風險之大。2009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決議，更是提出如下清醒而坦率的告誡︰“全黨必須牢記，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

以“新四化”目標和反省意識為核心內容的當代中國的指導思想或主流意識形態，不僅可以從社會理論與社會現實之間關系的角度去理解，而且可以從社會理論領域之內的兩種互動去加以理解。

一方面，在改革開放的中國，“體制內”或體制核心的“理論界”，與“體制外”或體制邊緣的“學術界”和“思想界”發生著總體上日益緊密而積極的互動和交流。與“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要求高度關聯的一些問題，比如公平和效率的關系，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系，以及分配正義和權利平等的關系、物質富裕和生活幸福的關系，更不用說有關市場經濟、法治國家、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生態保護、全球秩序等等方面的大量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成為許多學人和報人的關注話題。從一個角度來說，“理論界”與“學術界”和“思想界”的這種互動和交流或許正是現代化建設的“中國奇跡”的謎底之一。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現代性問題的中國版本的根本解決，大概也離不開這種互動和交流的渠道更加暢通、質量持續提升。

另一方面，中國學者在談論現代化和現代性問題的時候，大多只關注中西對話而無暇顧及更廣範圍的中外交流，這也是理解當今中國思想的重要背景。就中西之間在經濟水平、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社會結構和地區平衡等方面存在著明顯差別這個現狀而言，就中國現代性的民族特色越來越明顯或自覺、中國道路的全球影響日益擴大或受到關注這個趨勢而言，這種把中西對話當作中國的現代性話語之當然的主要語境的思路，當然是相當片面的。但考慮到作為歷史現象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和作為思想活動的有關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討論，畢竟最初都是在西方開展的；考慮到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外部環境，畢竟主要是西方各國以及西方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也考慮到過去三十余年間發生的經濟全球化和信息網絡化等因素，我們還得承認，西方人和中國人在所討論的許多問題和所提出的許多觀點方面，存在著重要的“同時代性”。不僅如“風險社會”、“返身現代性”等社會學概念，而且如“存在VS本質”、“普遍性vs特殊性”等哲學概念、“本質主義vs反本質主義”、“普遍主義VS特殊主義”等哲學命題，都可以在中國的語境中找到重要的解讀參考。前面提到的中國知識界和輿論界有關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全球秩序等等問題的討論，更是直接受到差不多同時期發生于西方的許多討論的重要影響，當然也漸漸開始對後者發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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