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六年三月三日凌晨兩點，在我祖母位於華盛頓廣場北路十九號的大宅裡，一陣窮凶惡極的捶門聲響起。先是吵醒一個女僕，接著是我祖母，兩人先後走到各自的臥室門口。我躺在床上，處於不再酒醉、卻也沒完全酒醒、且還需要睡眠的狀態。雖然知道來敲門的人大概是要找我，而不是要找祖母的，但我只是在亞麻布套的枕頭堆裡鑽得更深，希望那個敲門的人可以放棄而離開。

「摩爾太太！」我聽到那女僕喊。「好吵啊，我該去應門嗎？」

「不要，」我祖母清脆且堅定的聲音回答。「去叫醒我孫子吧，哈麗葉。一定是他的賭債忘了還！」

然後我聽到腳步聲走近我的房間，心想自己最好有所準備。自從大約兩年前，我和華府的茱麗亞．普瑞特小姐的婚約取消之後，就搬回來跟我祖母同住。這兩年來，我祖母愈來愈懷疑我怎麼消磨自己的下班時間。我已經跟她解釋過很多次，身為《紐約時報》的社會記者，我必須去很多比較污穢的區域和建築物裡，跟一些比較不那麼體面的人物打交道；但她清楚記得我年少輕狂的種種，不肯接受這個顯然太過勉強的說法。我搬回來後每天晚上的行為，又加強了她的猜疑，認定我老跑去「里脊肉區」的舞廳和賭場並不是出於職業責任，而是因為我愛去；這會兒我聽她跟哈麗葉提到賭博，才發現應該表現出我是清醒男人、認真負責的形象。於是趕緊穿上一件黑色睡袍，把頭上的短髮撫平些，然後高傲地打開了門，剛好哈麗葉來到我房門前。

「啊，哈麗葉，」我冷靜地說，一手放在睡袍裡。「不必大驚小怪。我剛剛正在看一篇報導的筆記，發現還需要一些辦公室的資料，於是派了人去拿。一定是那個跑腿的小弟幫我拿來了。」

「約翰！」正當哈麗葉困惑地點著頭時，我祖母大喊。「是你嗎？」

「不是，奶奶，」我說，踩著厚厚的波斯地毯下樓。「是賀姆斯醫師。」Ｈ．Ｈ．賀姆斯醫師是費城一位殘酷不堪的騙子謀殺犯，此刻正關在牢裡等著被吊死。而出於莫名其妙的原因，我祖母最大的夢魘，就是賀姆斯可能逃離跟絞刑官的約會、跑來紐約殺了她。我來到她臥室門邊，吻了一下她的臉頰，她毫無微笑接受了，不過顯然還是很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