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最終與最初
 
一九○○年，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台灣改隸第五年。翻開歷史年表，製糖會社的煙囪開始探出廣袤的原野，伸向殖民地的天空；一些近代律法如治安警察法、出版規則、保安規則等，也相繼穿過未經近代規訓的呼吸與身體，織疊成一張日漸嚴密的網。這是一九○○，斷代的最初與最終。在文學史上，似乎不是特別值得一提的年份，卻有甚麼正隱然發生。五月中旬，雨季到來，蔡秋桐、吳濁流、葉榮鐘陸續降生，但他們的舞台還在二十年後的未來；稍早一些的三月中旬，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局長後藤新平繼「饗老典」後又有新的策劃，邀請曾獲科舉功名的傳統士紳於台北府城西門內的淡水館，盛大召開「揚文會」。他們打著甚麼算盤？後來的研究者說，這是透過漢詩安撫籠絡這批前清遺臣，同時向之展示日本的威勢與近代文明（黃美娥），並藉他們的影響力推廣新學、培育新式人才（陳文松）。
 
日本時代，描寫進入新時代之舊仕紳最為生動者，當屬朱點人的短篇小說〈秋信〉（1936）。斗文先生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七歲那年正要上省應試，卻遇上台灣改隸。原來的人生勝利組，一夕間成為魯蛇（loser）。作為虛構人物的斗文，在設定上當然具備受邀參加一九○○年揚文會的資格；但按人物性格推想，他是不會參加的。「他的家裡藏著一本台灣的詳圖，當台灣要開始新政治的時候，因為不諳於台灣事情，好幾次要請他幫忙，但他不但執意不肯，而且還要謝絕一切的政客」。只是，看似隱居的斗文，胸中仍奔流著民族的熱血。他閱讀孫兒從上海寄來的《國事週聞》（柳書琴認為它的現實指涉是《國聞週報》），也曾在島內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成立詩社、提倡擊缽吟，挽救作為民族命脈的漢文。遺憾的是，斗文的努力終究不敵統治者以國家機器推動的新學（國語＝日本語教育）；他視為民族命脈的漢文，也在統治者的懷柔下成為應酬的酒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