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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有風雷(劉大任作品集6)

遠方有風雷(劉大任作品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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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閱讀時光|《晚風細雨》】安哲毅:聽了一首很好聽的歌,就把副歌哼給你聽

    文/王昀燕2015年05月20日

    透過影像能讓經典文學中的畫面深植腦內,是認識文學經典的絕佳途徑,文化部委託王小棣導演,召集了鄭文堂、沈可尚、鄭有傑、王明台、廖士涵、安哲毅等六位 導演,將楊逵、朱天文、張惠菁、駱以軍、柯裕棻、季季、劉大任、夏曼.藍波安、廖玉蕙、王登鈺等十位作者的作品,拍成每部25分鐘的「閱讀時光 more
 

內容簡介

小組真正的力量!
劉大任最堅強的左派小說

還六十年代臺灣在美左翼知識份子公道與真相!
劉大任繼《浮游群落》之後,對保釣運動深層自剖新作!

  「南國冰果室」二樓的祕密集會,讓學生精英雷霆意外入獄。出獄後他遠走美國攻讀學業,與同志組成讀書小組,積極傳播思想,期待有朝一日能將這股新力量帶回臺灣,重新作戰。

  正值美國《保釣運動》順風而起,左、右派知識份子兩方勢力互相拉扯權鬥,當左派份子獲得艱難的勝力時,雷霆妻子的「政變」,卻徹底瓦解整個小組。

  三十多年後,兒子雷立工收到國外學報,有篇論文引起他的注意,他決定,徹底解開父親生平祕密的謎團。

  「保釣」已過了四十年,由於時代結構的改變,應將它拉高到更有歷史普遍性的角度來思考一些隱而未顯的課題。劉大任的這篇作品,即可說是一種境界上的新探索。不以犬儒的態度嘲笑他人的熱情和被扭曲,肯定每個人一步一腳印的痕跡,〈遠方有風雷〉真正想說的,或許就是這個道理吧!

─南方朔

  〈遠方有風雷〉是小說,也是歷史。這個小說,這個歷史,自有它的「立體」。這個歷史的「立體」,大概是通過三個不同的觀點(我、父親、母親)呈現。「真相」必須概括承受上面提到的三種「歷史觀」。這段歷史,雖然濃縮在海外一批左翼學生的活動,卻反映著六十年來國共兩黨對立形成的國家分裂。這個陰影的底層,毫無疑問,是中國文明系統近兩百年接近滅絕邊緣的巨大陰影。知識份子小說,尤其是中國的,必須老老實實,不能回避這個深淵。

─劉大任《遠方有風雷》後記

作者簡介

劉大任

  臺大哲學系畢業,早期參與臺灣的新文學運動。一九六六年赴美就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研究所。因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博士學位。一九七二年入聯合國祕書處工作,一九九九年退休,現專事寫作。

  著作包括小說《晚風細雨》、《殘照》、《浮沉》、《羊齒》、《浮游群落》等,運動文學《果嶺春秋》、《強悍而美麗》,園林寫作《園林內外》,散文及評論《憂樂》、《晚晴》、《月印萬川》、《冬之物語》、《空望》、《紐約眼》、《無夢時代》、《走出神話國》、《赤道歸來》、《神話的破滅》等。

 

目錄

【總序】一個二流小說家的自白  劉大任

遠方有風雷
杜鵑啼血

《遠方有風雷》後記   劉大任

【附錄】「保釣」的新解釋---歷史沒有被浪費掉的熱情 南方朔

 

後記

  這本書由兩篇小說組成,《杜鵑啼血》寫於八十年代中後期,作為書名的《遠方有風雷》,卻是最近的新作。寫作時間相隔二十多年,照理說,前後時代氛圍和寫作者的心境,都不免存在巨大差距,為什麼決定收在一本書裡呢?答案只有一個。

  我想針對歷史,說幾句話。

  兩個故事,都不約而同(坦白說,動手寫《遠方有風雷》那段時間,偶爾想到《浮游群落》,卻壓根兒忘了《杜鵑啼血》),採取了抽絲剝繭式的偵探手法,無意中反映了自己上下求索的心理狀態。

  《杜鵑啼血》最先刊登在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當時尚未改名《九十年代》,後來又在臺北《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發表,前前後後,聽到過一些迴響。

  香港方面傳來的,以一位老左派前輩的意見最具代表性,他讓人告訴我:「你這枝筆,太毒了!」

  臺灣的朋友,也有相當強烈的反應,主要意思似乎是:劉匪大任,翻然悔悟,開始反共了。

  這真是莫須有的罪名。

  我對老左派的思想和信仰,從來沒有為他們進行「解構」的企圖;對於臺灣文藝圈內習慣反共的意識形態,我也毫無興趣轉變他們的口味。

  想面對的,無非只是歷史。說得更細一點,其實是歷史進程中的知識份子行為,和知識份子面對歷史的精神狀態。

  我所以要寫,當然跟我自己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通過自己的體會和反思,我覺得我瞭解他們。他們的志氣,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悲歡情愁,他們的動搖幻滅和追求,我懂。

  而且,歸根結底,歷史是他們的書寫,不論他們最終是否粉身碎骨。

  所以,讀這本書,請你務必忘掉任何個人的升降浮沉,也把任何社會組織體制撇開一邊,請聚焦於人類中的這一特殊群體──知識份子。不管你認為他們是否精英或垃圾,這批人,最複雜,最敏感,最好玩,最有意思!

  再談一談《遠方有風雷》。

  雜誌刊出後,也聽到幾種不同的意見。

  一位老朋友說:從來沒有讀過這麼難讀的小說。必須說明,這位老朋友,其實是讀文學出身的,所以,他說「難讀」,絕非他的文學素養不夠,應該是帶著「貶」意的客氣表白。

  為什麼自己一點都不覺得「難讀」,他卻困難重重?

  仔細想過,問題可能出在這篇小說反映的「歷史」。無庸諱言,由於自己是海外保釣運動的參與者,其中歷史情結,任何細節,很容易舉一反三,但對我這位朋友,他來自大陸,而且是八十年代以後出國,六、七十年代以海外臺灣留學生為主體的保釣運動,他完全陌生。歷史背景陌生,加上我寫作時的‘想當然耳’,要他仔細辨認小說各種細節之間的內在關聯,恐怕不免強人所難了。

  我確實意識到這個困難,所以,在一次訪問中,承認這篇小說「有點硬」。這個「硬」字,對於不同背景的讀者,可能有不同的「硬」法。大陸背景的「硬」,是因為對臺灣的陌生;臺灣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則對小說反映的「左翼生態」,可能不知所云。

  然而,這不更加要求我們嚴肅對待歷史嗎?

  可能,我當初構思的時候,未能慎重對待可能出現的問題,把內容篇幅過度濃縮了。假使一開始便規劃為長篇,或許會從容得多。

  不過,這裡卻涉及我近年來對於小說寫作美學的一些觀點。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在洪範版《秋陽似酒》的後記中,寫了下面一段話:

  「重讀自己這幾年洋洋灑灑的『大文』,一股膩味,油然冒起在胸臆之間。我平生不太能忍受肥胖臃腫,官僚巨賈的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劃時代』文體和自以為是的滔滔雄辯,對於我,往往引起無法控制的生理反應。於是自然有了削、刪、減、縮的要求。」

  《遠方有風雷》的歷史場景,發生在四十年前。實際上,小說概括的時間,前後大約六十年。六十年,所有今天活著的人,都是這個時間範圍內的產物,處理這樣一個生死相關的歷史,怎麼實現「削、縮、減、縮」的要求?

  我覺得,我已經竭盡所能,刮割到只剩筋骨了。

  「硬」是沒有辦法的。

  還有一位老朋友,長年寫作的老朋友,提了另外一種意見。

  他說:為什麼不把「母親的故事」換成另一種觀點?好像《羅生門》,小說不就「立體」了嗎?

  慚愧,寫作的時候,從頭到尾,這一類的念頭,完全沒有出現。

  難道把「技巧」和「人性」,忘得一乾二淨?

  讓我先談一談「技巧」和「人性」,再回到「立體」這個問題。

  首先,我並不覺得《羅生門》那麼「永恆」。我說的是電影,不是芥川的小說。眾所周知,黑澤明的電影是結合了芥川的兩個短篇(《羅生門》和《籔中》)改編而成的。那個做法,當年確有石破天驚的效果,今天看來,也不過爾爾。「人性」再複雜難測,「技巧」再出人意料,套用五十年前的思路,未免太懶惰了吧。

  其次,所謂「立體」,看你要建立什麼東西。

  通過「人性」和「技巧」建立的所謂「立體」,這個「立體」,我看相當脆弱,人性七情六欲,無論怎麼結合,也不過幾十種形態。自從西風東漸以來,從佛洛伊德玩到哈伯瑪斯,從意識流玩到魔幻超現實,什麼花樣都有人玩過,又怎麼樣呢?抄襲模仿裡面,沒有歷史。
前面說過,我只想面對歷史。

  《遠方有風雷》是小說,也是歷史。這個小說,這個歷史,自有它的「立體」。

  這個歷史的「立體」,大概是通過三個不同的觀點呈現。「母親」代表一種歷史,「父親(雷霆)」代表另一種歷史,「我(雷立工)」代表又一種。

  小說一開始便聲明要「恢復真相」、「還他公道」。

  「真相」必須概括承受上面提到的三種「歷史觀」。

  「公道」呢?南方朔先生指出,是要還保釣一個公道,我覺得還可以放大加深,因為,這段歷史,雖然濃縮在海外一批左翼學生的活動,卻反映著六十年來國共兩黨對立形成的國家分裂。這個陰影的底層,毫無疑問,是中國文明系統近兩百年接近滅絕邊緣的巨大陰影。

  知識份子小說,尤其是中國的,必須老老實實,不能回避這個深淵。

劉大任
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紐約 無果園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5228583
  • 叢書系列:聯合文叢
  • 規格:平裝 / 240頁 / 16k菊 / 14.8 x 21 x 1.2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01
走進大樓,光線忽然暗了下來。我低頭看了看腕表,四點過三分,應該不算遲到,不過還是下意識地加緊腳步,順著廊道兩邊的門號尋找,拐了兩個彎,很快找到了史第文森的研究室。

這座大樓,看來是百年老建築,外表有些破敗,牆上爬滿枯而未死的常春藤,門前的磚砌臺階,凹凸不平,但整體花崗岩骨架,即使上了年紀,依舊給人永遠屹立不倒的印象。裡面的裝潢卻明顯陳舊了,有些地方的油漆都已剝落。這個時分,雖然開了燈,感覺倒像黃昏,尤其剛從外面的冷空氣走進屋內,溫差變化的關係,眼前好像有霧。坐下時,我一面寒暄,一面掏出手絹擦拭眼鏡的鏡片。史第文森端來一杯熱氣蒸騰的咖啡。

這房間的天花板特別高,也沒鋪地毯,卻不覺清冷,也許是一屋子堆滿的書架,製造了溫暖,書桌上那盞古典銅燈,配上綠色玻璃燈罩,讓周遭變得柔和安詳。

「立工,多久不見了?」史第文森說。
「有十幾年了吧!上次見面還在臺北,送你去機場,不是說要保持聯絡嗎?卻從此沒有音訊了。」
「怎麼找到我的?」
「查你們校友會的網站,才知道你在紐約……。」
「接到你的e-mail,以為你還在臺灣,你的郵址為什麼還有tw呢?」
「我沒離開臺灣,這次來,是特別請了假出來的。」
「噢,那這次旅行,是pleasure還是business?」
我沒有搭腔,轉頭看見史第文森身後的牆上,貼著一張宣紙,上面歪歪斜斜,大概是他的手筆,寫著四個大字:吳牛喘月。

「改變研究方向了嗎?」我問。
「沒有啊……,還是現代史……,怎麼了?」
跟隨我的眼光,胖大的史第文森旋轉皮椅,才發現我的問題原來是他幾乎忘了的「書法作品」引起的。
「哦,這個,去年在一本書上讀到的,覺得很有意思,恰好我的書法老師叫我練習創作,便選了這個成語。你看,我們『洋鬼子』研究你們的歷史,是不是有點心虛,就像『吳牛喘月』?」
我忍不住笑了。
「這次來,我卻要向你這個『洋鬼子』請教我們的歷史呢!」

十五年前的那個暑假,我正讀研究所,覺得時間比較寬鬆,又想減輕母親的負擔,遂通過一個美國同學介紹,找到一份短工,幫一位史丹福大學博士候選人做研究助理。薪水不算高,卻不無小補,工作本身則很有趣。史第文森的論文,涉及國共內戰時期的一些懸案,他找到重要關係介紹,打通關節,獲得特許使用「石叟資料室」的資格。但他的中文程度有限,時間又緊,不得不忍痛犧牲,分出一部分研究金,雇用我幫他抄寫。「石叟資料室」是陳誠建立的,內藏三○年代五次圍剿擄獲的許多第一手珍貴材料。使用這些天下唯一的孤本,有個嚴格規定:不准攝影或複印,只能手抄。

我這個短工,最後打了一年多。後期不但抄寫,還包括擔任史第文森的翻譯。經歷過那段歷史而碩果僅存的人物,都七老八十了,就算身體健朗,神智清醒,每個人都是一口濃重鄉音,所以,這種翻譯工作其實不太好做。也許就因為這個困難,我跟史第文森不免吵吵鬧鬧,反覆爭論,無端增加了交流機會,到最後分手時,兩個人已經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了。

手抄的上百份資料,沒留下什麼記憶,大抵是些公告、電文、會議紀錄和傳達文件之類。倒是那些專訪,內容和細節彷彿歷久猶新,一來由於被訪者的口音,增加了翻譯困難,往往要來回解釋徵詢,才有可能把意思弄清楚。其次,史第文森雖然中文有問題,那段中國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歷史,卻滾瓜爛熟。明顯感覺得到,他的提問經常擊中要害,被訪者有時甚至惱羞成怒,反應強烈,拍桌子罵人的事,都曾經發生不止一次。訪問對象裡面,有前政治犯,有實際參加過策反和地下工作的黨工,還有跟魯迅打過筆仗的胡秋原一類頗有名氣的老知識份子,但印象最深的,卻是一位老兵出身的退伍軍人。不知道史第文森通過什麼渠道找到這位老人,只記得,有一天,他好像特別興奮,一大早把我從熱被窩裡拉起來,跳上他的摩托車,趕到臺北縣一個眷村模樣的破房子那裡跟人會面。史第文森一股正經,特別交代:今天的對話,可能就是歷史,請仔細檢查,錄音機千萬不能出錯。

老頭子大概快八十了,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國軍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在福建長汀執行任務,槍決瞿秋白,他是當時開槍的劊子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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