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

　　打破「康雍乾盛世」的神話！清朝的衰敗並不是始自「嘉道中衰」，早在乾隆晚年，就已經在乾隆的享樂下造成吏治的鬆弛，貪腐問題以不是個人、某一位官員的現象，而是從上到下的集體現象。

　　大清高宗純皇帝（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在世，1735年10月18日登基）。乾隆帝弘曆生於1711年，1735年繼承雍正帝的皇位，1736年年號名乾隆，1795年禪位給兒子顒琰(嘉慶帝)，但繼續以太上皇名義施行「訓政」，直到1799年嘉慶四年駕崩，享壽89歲，做為大清最高統治者時間長達64年之久，是清朝在位最久的皇帝。

　　乾隆從爺爺康熙、父親雍正手中繼承的江山基本上內部已經安定，在爺爺康熙到雍正這七十多年的勵精圖治下，三藩已消弭、台灣納入版圖，漢族讀書人、明朝遺臣也在康雍兩朝刻意攏絡與打壓的兩手策略下不再「反清復明了」。乾隆的繼位，也是滿人入關已來最平順的，順治六歲繼位時有攝政王多爾袞、康熙八歲繼位有四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輔政、雍正雖是四十五歲繼位但有奪嫡疑雲，而乾隆奉遺詔繼位已是二十五歲，沒有主少國疑的問題，朝廷也沒有親貴干政、權臣把持朝政的問題，在雍正大力打擊貪官下國庫也是充盈、度支無慮，真可謂一片坦途。

　　乾隆帝一上位便通過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段，杜絕了皇族近支親貴、外戚(皇太后與皇后)干政的可能，使他們只能老老實實地安享俸祿。他以高明的權術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們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間，確保了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通無阻。對於讀書人，他更如臨大敵。他以超級恐怖為手段，掃除一切可能危及統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間僅大的文字獄就出現了130件。30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裡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裡的全面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個他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乾隆皇帝統治下的中國，縱向比，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人口最多、國力最盛的時期。橫向比，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乾隆盛世的功績是創造了空前的政治穩定，養活了數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圖。

　　然而乾隆時代給中華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創傷，遠大於這一時的成就。橫向對比十八世紀世界文明的發展，乾隆時代是一個只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縱向對比中國歷史，乾隆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乾淨、意志被壓制得最靡弱的時代。乾隆盛世是一個饑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乾隆時代的中國人，是“做穩了的奴隸”，只許有胃腸，不許有頭腦。只有這樣，大清江山才能億萬斯年。乾隆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撲面而來的世界大潮。

作者簡介

張宏杰

　　蒙古族，1972生於遼寧。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

君臣賭局

乾隆六十大壽熱鬧過後，內閣學士尹壯圖上了一道摺子，卻破壞了皇帝的好心情。

這道摺子說，目前實行的“議罪銀制度”弊端甚大，應該廢止。

所謂“議罪銀制度”，是乾隆朝的一項政治發明。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順手，卻不慎犯了過錯，皇帝以為人才難得，不願換人，便罰些銀子了事。尹壯圖卻說，這個制度問題極大。因為它實際上助長了官員們違法亂紀之風，縱容了貪污腐敗的蔓延。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現的巨額財政虧空，也就是財政赤字，就與議罪銀制度的實行有關。他說：“總督巡撫們自蹈愆尤之罪，皇上聖恩，不行立即罷斥，而令其罰銀若干萬充公，亦有督撫自請認罰若干萬者”，這樣做的結果，素來貪污之人更可以膽大妄為，盜用公款，反正日後查出來，罰點銀子賠上就完了。而清廉之員因為財政緊張，難保任內不出現虧空，因此不得不曲意結好屬下，以求身後出現虧空時得到他們的幫助。“在桀驁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屬員之做助。日後遇有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為庇護。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尹壯圖請求皇帝“永停此例”。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氣，不要存拒諫之成見，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樣，見了批評就暴跳如雷。為了表明這個姿態，在尹氏摺子的第一段後，他提筆批道“不為無見”，也就是說，挺有見地。

皇帝很清楚議罪銀制度確實易生弊端。特別是和珅當政後，將議罪銀制度化了，大臣們所犯只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交納罰銀後，從輕發落。這其中難保沒有一個兩個原本應該重處的漏網之魚。

不過皇帝自有其苦衷。和珅將議罪銀制度化，是為了給皇帝弄些零花錢。數量巨大的罰銀由此滾滾流入皇帝的小金庫，用於皇帝的額外開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時的賞賜。如果沒有這筆銀子，皇帝的手頭馬上會困窘起來。更何況，一項制度的好壞，關鍵是看執行得怎麼樣。皇帝認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夠把這個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筆鋒一轉，他又說，人才難得，“朕以督撫一時不能得人，棄瑕錄用，酌示薄懲”。事出有因，人我兩便，似乎並無大的不妥。

在自我辯解完之後，皇帝又提出一個問題。皇帝說，凡言一事，要有據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撫借罰銀為名，派累屬員，至倉庫多有虧缺”，這是尹氏的主觀臆測呢，還是有實在證據？皇帝認為，大清正當全盛之日，怎麼會出現“倉庫多有虧缺”的敗政？“壯圖即為此奏，自必確有見聞，令指實覆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