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時代的意義探詢：五四啟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觀研究

　　本書立足於近代中國世俗化轉型的歷史背景，透過對五四時期新道德觀的研究，試圖回應如下問題：

　　第一，當功利與快樂成為這一時期新道德觀的基礎，五四時期是否提供了現代道德的價值標準？還是因為價值超越性的喪失，導致了中國社會的道德相對主義？

　　第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說，新教改革以來的西方現代社會，透過分離德性倫理與規範倫理，以期應對世俗時代的價值多元化挑戰，那麼，在五四時期的新道德觀當中，德性與倫理之間又形成了怎樣一種關係？

　　在五四過去將近一個世紀的今天，透過對近代中國思想史的「重新問題化」和對五四新道德觀的自我理解，或許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把握世俗時代的價值命題，為多元現代性賦予更加豐富的內涵。

作者簡介

段煉

　　一九七七年五月出生，中國湖南長沙人，史學博士。現為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五四時期的道德轉型

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和1911年帝制的崩潰，使儒學喪失了制度性基礎而陷入淪落的困境。陳寅恪（1890-1969）在悼念王國維的時候說：「自道光之際，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變，綱紀之說，無所依憑，不待外來學說之擠擊，而已消淪於不知不覺之間……」 其中「綱紀之說，無所依憑」，指的正是從晚清到民初以來，隨著社會制度及其實踐性的喪失，儒家規範倫理（「綱紀」）所賴以依託的基座已經瓦解了。而在隨後發動的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又將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孔子的精神權威和儒家道德的核心價值。

20世紀之初，儒學的危機從教育、政治層面，逐步深入到道德倫理和心靈秩序。

歷史地看，興起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民初憲政實踐的失敗與尊孔復古思潮的湧動。孔教運動與帝制復辟的合流，凸顯的正是儒教中國與帝制中國的同構性。這使得五四知識分子對於共和憲政失敗原因的探詢，逐漸聚焦於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國民性。作家郭沫若（1892-1978）後來回憶：「我們當然不知道為甚麼會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即使要追求它的原因，也只是在個人的良心或者是社會的道德上去尋找。

所以不是歸之於社會的腐敗，便是歸之於個人的昧良。更進一步，便是說整個精神文明的墮落。要挽救它，當然就只有革心的一條法子了。」 知識分子試圖通過思想啟蒙與文化批判，為現代共和制度尋找道德支援和價值依據。這也就是在〈吾人之最後覺悟〉一文中，被陳獨秀稱為「最後之覺悟」的民初倫理革命 。

如前所述，受社會進化論思想的巨大影響，晚清以來的道德觀念發生了重大的世俗化轉變。隨著「天理」世界觀面臨科學理性的公理世界觀的挑戰，進化論提供了整個世俗時代的世界圖景和歷史觀。道德的價值最終不再從天理、天命等超越價值中產生，而是從進化的歷史目的論中獲得正當性。晚清以來，隨著知識分子「衝決網羅」的努力，以「禮」為標誌的儒家規範倫理逐漸解體。

到了五四時期 ，中國人的道德觀念發生了更加全面的現代轉型：一方面，現世的「快樂」與「功利」主張取代了「仁」，成為五四時期道德觀念中的新德性。儒家德性倫理解紐，傳統道德價值「祛魅」，道德世俗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另一方面，個人的意志自主性在五四時期也得到極大發展。個人從傳統道德秩序中獲得了更為徹底的解放，成為既具有自主性，也具有自足性的主體。人們相信，依據多元的自由個性和價值選擇，現代個人可以在「功利」與「快樂」的引領下，對自己的人生「自作主宰」。因此，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成為五四時期道德觀念中的兩個核心理念。

第一節　「自作主宰」的人生：個人主義的興起

作為獨立個體的個人的產生，是現代社會區分於傳統社會的標誌之一。現代意義上個人主體性的解放，與整個社會的世俗化有密切的關係。按照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的分析，在西方社會，個人、個體（Individual）的原意為「不可分的」（indivisible）。在中世紀神學論述意涵裡，它指的是「實質上的不可分割性」。

這意味著，在傳統社會，個人不是抽離於超越價值之外的，而是整個有機論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個人的意義與價值無法自我證明，而必須由「上帝」或者「天」的超越價值尺度來確定。而個體性（Individuality）一詞的現代意義，與中世紀社會、經濟與宗教制度的瓦解有關 。在西方，個人主義的直接來源是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運動。雅各‧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 1818-1897）在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注意到了一個本質變化：人不再只是作為一個種族、民族、黨派、家族或社團的一員而存在，人們「對於國家和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觀的處理和考慮成為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