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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大學時代在哈佛本來主修社會科學(Social Studies),因為我想以跨領域的理論來回答一個涉及社會、政治、經濟的重要問題:為何某些發展中國家可以成功開闢經濟發展的路徑,而另一些家卻不行?隨著我在國營企業私有化和外商投資領域積累的經驗,我對不同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益發感興趣。很幸運地,我有機會目睹中國改革開放最初幾年的運作。1993年,海峽兩岸自1949年以來的首次高層會晤「辜汪會談」在新加坡舉行。我當時白天參與新加坡電信集團私有化的工作,晚上擔任會談期間的媒體翻譯志工。我對兩岸協商的進行、過程的冗長與困難,都有切身的體驗。隨後,我透過在投資銀行主導和參與的多項投資項目,包括阿里巴巴、新浪網、中芯國際、巨大、寶成、裕元等,更加理解到台灣的兩岸經濟政策是如何影響台商在中國投資的決定。
當我離開投行和創投業,著手研究與寫作時,我對自己想研究的主題和分析框架已有很清楚的想法。我試圖探究一個在兩岸經貿界常見的迷思:為何台灣對中國的政策如此不連貫且看似不理性?最初,我相信台灣對大陸經濟政策的反復可以用經濟邏輯來解釋。 也就是說,隨著兩岸在經濟上的整合,台灣經濟政策對中國將無可避免地更加開放;相對地,因此而在經濟上受損的利益團體們,無疑會向政府施壓要求實施保護主義。這兩種以利益為主的觀點,不論是經濟整合的誘因,或是全球化導致的反彈,似乎都能對兩岸經濟政策的擺盪提供強而有力的解釋。
不過在數年研究之後,尤其是透過廣泛的深度訪談,我發現純粹的經濟分析和理性選擇的方法論,無法完全解釋台灣對中國政策上的種種轉變,同時也忽略了許多台灣社會經歷的重大改變。我開始意識到,經濟領域的變量固然重要,物質利益之外的因素——例如國族認同——也應當被納入考量。「國族認同」經常被描述為妨礙理性評估的錯誤意識,然而,我與台灣意見領袖的訪談和我個人在業界的觀察都不支持這樣的觀點。在回顧相關的學術文獻,檢視更多的一手資料,並與政府、專家、企業界人士對談後,我最終被引導到一個長久以來未曾注意到的答案:經濟利益和國族認同並非互斥,而是相互結合且形塑了台灣與中國經濟關係的取向。我的研究發現,台灣兩岸經濟政策的擺盪起因,源自社會對不同政策的爭議與它們所隱含的國族認同之間的交互影響。
在完成了本書的寫作之後,我隨即開始了一趟「身分認同之旅」,前往世界上存在身分認同爭議的地區,考察當地的身分認同是如何影響經濟政策的。我走訪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保加利亞,波羅的海諸國,曾屬於奧匈帝國的奧地利、捷克與匈牙利三國,還有印度及不丹。在這趟旅途中的所見所聞進一步印證了我在本書中做出的結論,即國族認同是對外經濟政策構建的基礎所在。
自從本書英文原版於2016年出版後,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不吝就書中的論點與我分享他們的感想與建議。針對本書的主題,我十分榮幸能有機會受邀至各大專院校、智庫和民間團體演講,地點包括台灣、香港、日本、美國、英國、西班牙、中國大陸、韓國、新加坡等。在互動的過程中,我很欣慰藉由本書可以讓讀者理解到,當國際上的跨國經濟整合需求隨著全球化擴大的同時,個別國家對確保自身獨特的價值觀和身分認同的渴望,也會與日俱增。 台灣不是第一個要面對這兩難局面的地方,也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