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代的中國現代派詩人

　　在我心目中，二十世紀三○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為代表的「現代派」詩人群在中國現代詩歌史是具有相對成熟的詩藝追求的派別，成熟的原因之一體現在詩歌意象世界與作家心理內容的高度吻合，以及幻想性的藝術形式與渴望烏托邦樂園的普遍觀念之間的深切契合，最終生成為一些具有原型意味的藝術模式和藝術母題。

　　這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視角，可以通過藝術母題的方式考察一個派別或者群體的共同體特徵，考察他們之間具有共通性的藝術形態、文學思維乃至價值體系。――吳曉東
 

作者簡介    

吳曉東

　　黑龍江省勃利縣人。1984年至1994年於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獲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1996年赴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擔任共同研究者，1999年至2000年赴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講學，2003年至2005年赴日本神戶大學講學，2016年被聘為日本城西國際大學客座教授。2001年入選北京新世紀社會科學「百人工程」，2007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6年任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著有：《陽光與苦難》、《象徵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記憶的神話》、《20世紀外國文學專題》、《鏡花水月的世界》、《從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紀的小說和小說家》、《文學的詩性之燈》、《二十世紀的詩心》、《文學性的命運》、《臨水的納蕤思――中國現代派詩歌的藝術母題》、《1930年代的滬上文學風景》、《夢中的彩筆》、《廢墟的憂傷》、《如此愉悅，如此憂傷》等。
 

代序
 
〈心靈與藝術的母題〉
 
在我心目中，二十世紀三○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為代表的「現代派」詩人群在中國現代詩歌史是具有相對成熟的詩藝追求的派別，成熟的原因之一體現在詩歌意象世界與作家心理內容的高度吻合，以及幻想性的藝術形式與渴望烏托邦樂園的普遍觀念之間的深切契合，最終生成為一些具有原型意味的藝術模式和藝術母題。
 
這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視角，可以通過藝術母題的方式考察一個派別或者群體的共同體特徵，考察他們之間具有共通性的藝術形態、文學思維乃至價值體系。本文即試圖重新回到現代派詩人群的藝術世界，捕捉詩人們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審美心理是怎樣具體轉化為詩歌形式的。
 
對中國的這批唯美而自戀的現代派詩人的自我形象的塑造而言，古希臘神話中的水仙花之神納蕤思具有特殊的意義。中國的現代派詩人正是在臨水自鑒的納蕤思的身上為自己找到了原型形象。
 
納蕤思的神話：詩的自傳
 
法國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一個植物園中，有一座柏樹環繞的墳墓，鐫刻著這樣的銘詞：「以安水仙之幽靈。」墓中埋葬的是十八世紀英國詩人容格的女兒那耳喀莎（Narcissa）。這個名字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希臘神話中的水仙之神納蕤思（Narcissus），銘詞中的「水仙」字樣也正由此而來。
 
1890年12月，有兩位法國青年長久佇立在這座墳墓前，被銘詞激起了無窮的遐想。第二年，這兩位青年分別發表了詩歌〈水仙辭〉以及詩化散文〈納蕤思解說――象徵論〉，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5）和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的名字也從此逐漸蜚聲法國以及世界文壇。而〈水仙辭〉以及〈納蕤思解說――象徵論〉，則使希臘神話中這一水仙花之神在象徵主義語境中被瓦雷里描述為一種「需加解釋和說明的詩的自傳」，成為象徵主義詩學的重要資源。隨著紀德聲名日隆，他的「解說」逐漸演變為代表紀德早期藝術觀的「納蕤思主義」，而瓦雷里在1922年問世的〈水仙的斷片〉中也再度思考納蕤思主題，水仙之神最終成為「詩人對其自我之沉思」的象徵。
 
當兩位文學大師流連於關於納蕤思的想像的時候，他們恐怕很難料到這一經由他們再度闡釋的神話原型，會在幾十年後構成了遙遠的東方國度中一代青年詩人自我形象的忠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