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回看那個壯闊時代:反思日治時期臺灣社運史的幾個可能視角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很高興能為闊宇的這本書撰寫推薦序。記得好幾年前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時,我曾經就日治時代臺灣文學史研究中的臺灣經濟史想像等議題,與指導闊宇這篇論文的黃美娥教授,有過一番交流討論。其後,兩年前我在臺灣圖書館出版的刊物《臺灣學通訊》中寫了一篇短文〈昭和經濟危機下的臺灣勞工運動(1927-1933)〉,在該文中,我從臺灣經濟史的視角對於闊宇的碩論,也就是本書的前身做了一些不同觀點的對話討論。大概因著這個緣故,有機會蒙闊宇本人與黃美娥教授的青睞,邀請撰寫這篇序文。
近三十年來伴隨臺灣民主化,臺灣社會與學術界開始有機會正視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歷史與文學,臺灣史與文學研究從「險學」變成「顯學」,而在這一新興學術浪潮中,或許一九二○至三○年代的臺灣政治與社會文化運動是最受關注與熱門的研究議題。臺灣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政治啟蒙與社會運動以及文學革命,可以說都起源於那個精彩時代,而對那個時代的歷史詮釋與重構,不僅是戰後初期國民黨政權歷史宣傳的重點,也是一九七○年代以來臺灣各時期的政治與文化運動以及學術界歷史論辯的焦點。
在筆者來看,本書有幾個層面的意義值得關注,首先,這本書在臺灣社運史料開發與利用上有其示範作用,雖然臺灣社運史的研究已有數十年,但既有研究基本上都僅依賴總督府的官方史料以及連溫卿、蔣渭水等社運重要參與者的相關史料,而闊宇這本書則費心整理了日本治臺五十年間的各種新聞資料,帶領我們前往歷史現場查看那些年間臺灣人的社運圖像。雖然晚近學界已經廣泛利用這些新聞史料從事各種主題的研究,但很少有如闊宇這份研究一樣,把這些新聞資料庫像是歷史田野一樣,詳細地逐筆整理了其內容,並透過與各種相關史料的比對,組裝與述說出一個不同於陳說的社運歷史。
其次,這本書對於臺灣的左派政治史研究也有其積極意義,過去的左派政治史研究,受限於既有史料的性質,往往集中於總督府的帝國主義鎮壓敘事或者運動重要領導者的民族主義英雄敘事,但闊宇的研究的確如其所說的,透過「工運組織內部運作過程」的描述,盡力呈現出日治時期臺灣工人組織與工人集體的狀況。闊宇囿於其左派帝國主義分析架構,書中對於右派政治人物在工運發展中的角色分析雖然未盡公平,但這種側重於普通民眾工運意識與行動的分析取徑,或許是過去側重於英雄與民族主義敘事的政治史研究應該參考的,對於我們認識日治中期臺灣社會民眾的意識狀態與政治化應該是重要的。
此外,這個工運史的描繪對於臺灣經濟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啟發。在本書中,闊宇應用了一些臺灣產業史的最新研究來說明個別產業勞工運動的發展背景,但這本書也描繪了很多過去經濟史研究未曾關照過的產業,譬如印刷、木工、紡織等多種產業。因此,透過閱讀本書,經濟史研究者也可進一步開拓一些新的研究對象與議題。另一方面,過去臺灣經濟史研究往往強調「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圖像,但本書有關工運的歷史敘事,則一定程度透顯了日治中期以來臺灣工業發展的圖像,補白、說明了臺灣產業史的一些重要發展面向。
闊宇在本書中對於日治中期臺灣工運發展的分析,奠基於其對該時期臺灣經濟史的一些看法,做為這個時期的經濟史研究者,我對其分析所借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的定位有些不同觀點,但我不擬在此細談,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上述提及的短文以及我的日治時代臺灣經濟史的研究,詳細了解這些不同觀點。
「左手寫詩、右手搞工運」(新新聞記者報導語)的闊宇,撰寫本書的目的不僅是日治時期工運歷史的重寫,同時也希望為今日的勞工運動開展新的「變革性政治想像」。因此,在此我只想介紹一些在分析討論臺灣一九二○至三○年代的經濟史、社會運動史與社會主義史等研究議題時,可以關注的一些研究典範與理論觀點。
首先,闊宇在這本書所採用的經濟史觀,一部分是當時臺灣左派與第三國際採取的列寧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這是一種經濟決定論的壟斷資本主義論,用以說明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發展與資本家對於勞工的剝削狀況;另一部分則是戰後一九七○至九○年代流行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即屬於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一環的聯屬理論,來分析一九二○年代臺灣米糖相剋的產業結構下工人工資的變動,這一理論主要關切之前壟斷資本主義論所忽視的不同產業生產模式之間的聯屬關係。
一九二○年代晚期以來至今臺灣經濟史學界的幾個重要作品中,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の台湾》(1929)一書屬於列寧的壟斷資本主義論,而凃照彥的《日本帝国主義下の台湾》(1975)一書,與柯志明的《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2003)都可歸屬於聯屬理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凃照彥的分析雖然多方修正矢內原忠雄的觀點,但仍然強調殖民剝削與支配的面向,然而柯志明雖然同樣採用類似的聯屬理論分析架構,但卻強調日治中期一九二○至三○年代晚期日本管制臺米出口之前,臺灣農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明顯提升,換言之,雖然採用聯屬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架構,但柯志明的分析結論卻是接近於晚近經濟史學界所謂的殖民近代化論(儘管實際論證架構有很大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闊宇在分析一九二○至三○年代的勞工薪資與勞工運動之間的關聯時,雖然說是從廖偉程的研究中轉引柯志明的聯屬理論分析觀點,但實際上他的分析論點與其說是接近柯志明,不如說是接近凃照彥的殖民剝削觀點,即強調一九二○年代以後勞工薪資日益惡化。簡言之,柯志明的研究主要關切臺灣米作與蔗作的產業與農民收入的聯屬關係,並未進一步延伸到工業勞工部分,但若依照其聯屬分析論點,並參照溝口敏行等人的實質工資統計資料,實際上並無其所謂一九三○年間嚴重倒退回一九二○年以前的情況。
其次,是與上述經濟史觀點相關的勞工運動解釋問題。闊宇在解釋勞工運動的發生時,強調:「經驗證明任何勞工運動的起源都是工人階級改善生活的願望,好了要更好,壞了要抵抗。」單看這句話會以為他將勞工運動的產生,完全歸結在經濟剝削上。不過,他的工運史解釋成功的地方在於透過「工運組織內部運作過程」的討論,潛在地說明了一九二○至三○年代的臺灣勞工如何定義生活的好壞,與發展出改善生活的願望。
晚近社會學界有關社會運動的理論觀點,除了帶有經濟決定論馬克思主義色彩的階級關係決定論外,主要有相對剝奪論、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與新社會運動論等分析典範。雖然闊宇在分析一九二○至三○年代的勞工運動時,有時候受限於當時工運組織者的左派帝國主義論與階級分析話語,而過度強調了經濟剝削的面向,但他有關工人組織與工人集體的分析觀點,涉及了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心理認知與共識建構等議題,其實很可以與前述的幾種新的社會運動解釋觀點相互連結。
在此我想提醒的是,闊宇在本書的分析集中於工人經濟狀況與組織和集體的討論,這的確是工人運動分析最重要的基礎,但若配合前述的幾種社會運動解釋觀點來看,該時期工人運動史的出現,其實有必要放在更廣泛的社會與歷史脈絡中來分析。因此,有關該時期臺灣史研究所探討的一九二○年代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左派理念的傳布、殖民地統治體制轉向內地延長主義、一九二○年代前期臺灣右派主導的議會請願運動,還有同時期的各種社會文化運動,這些與工人運動直接間接相關的各種制度、脈絡與環境,或許也可以適當納入解釋架構中。
最後,從社會主義史的角度來說,晚近臺灣左派的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者,仍一直將其對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的認識停留在一九三○年代的第三共產國際時期,並未注意到戰後冷戰體系雙方左派思潮的先後更新。一方面,歐美自由主義陣營的左派思想家放棄了第三國際時期經濟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改採經濟、政治與文化體系各具相對自主性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或者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同時北歐與西歐國家的左派政黨也反對暴力革命的共產黨政略,而發展出社會民主主義的左派政綱,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上,透過社會福利政策的社會重分配體制,建立保護勞工與弱勢者的公平正義社會。另一方面,戰後追隨蘇聯的共產黨國家如東歐各國與中國、越南,則在數十年的社會主義體制實驗失敗後,不得不追隨西方已開發國家採行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方略,並希望逐步建立社會福利體制。
當然如同最近幾年受到矚目的社會經濟學者T.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或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 E. Stiglitz的《全球化及其不滿》等書所說,戰後一九六○年代以來幾十年間,在北歐、西歐與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逐步確立的這種維持經濟發展並一定程度兼顧社會分配正義的體制,並非必然可以持續下去並擴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因為近年來伴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下,資本流動日益快速便利,全世界的資本家們正在以提供投資與創造工作機會為由,威脅要求各國改變稅制並削減社會福利,嚴重戕害戰後以來做為社會發展典範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存續。但無論如何,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威脅,這些學者們的解方顯然不是第三國際時期的暴力革命與廢除資本主義等傳統第三國際方案。
就闊宇本書所關心的當代臺灣社會如何從歷史學到教訓的問題,我想戰後臺灣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以來的社會民主主義進展,的確仍有很多問題與挑戰,而日治時代的臺灣工運史不僅對於工運等社會運動,還有政治與文化運動,以及臺灣社會如何從過去變成當代社會,也的確能提供很多的歷史教訓。但我想進一步提醒的是:經歷戰後七十餘年社會變遷的我們,在反思與重估那一段工運的歷史與當代意義之時,也應放寬歷史的視野,將戰後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理論變遷與學術史一併納入思考。同時,這一代困頓年輕人的社會改革處方,不應僅向過去臺灣戰前的左派歷史求索,也必須將世界各國戰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歷史納入考察,並思考如何壓制新自由主義對於社會民主體制的破壞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