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的闇影

推薦序

光之追尋與凝視的所在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王文仁

　　腦海裡還記得，才剛讀完又熙姐精彩的長篇小說《寒淵》，而且很不好意思的寫了篇爆雷的讀後感〈那些悲劇告訴我們的事〉。才一年多，她又要出版《向著光飛去》二部曲《光的闇影》了。中秋連續假期，趁著收到書稿前，趕緊把上下兩冊、厚達700多頁的《向著光飛去》又找出來好好翻讀過一遍。小說中柳絮與周慕夏曲折的愛情，以及時代悲劇所衍生扭曲的生命故事，也讓我想稍事休息的腦袋，一直轉個不停。

　　散文、小說的書寫皆相當專擅的又熙姐，這幾年把她的精力都放在長篇小說的經營上，而且一出手，便是二十幾萬字的巨構。2017出版的《向著光飛去》有27萬字，2019年完成的《寒淵》有21萬字，如今《光的闇影》則有23萬字，讀來都是要人不斷聚精會神、思想撞擊的佳作。根據我的瞭解，《向著光飛去》一開始在寫作上，便是三部曲的規劃。首部曲寫的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家屬，二部曲著墨的是加害者的後代，尚未起筆的三部曲則是要回推到當事人那代，作為整個故事的終結。從整體的規劃來看，儼然是臺灣白色恐怖的大河小說書寫了。

　　另外，從文學史價值的角度來看，《向著光飛去》是臺灣首部受害者二代女性寫作的長篇小說，《光的闇影》以白色恐怖的加害者後代作為書寫對象也可說是首開先例。這兩部曲在創作的時序上，中間夾雜了一部探討家暴、PTSD、死刑等議題的《寒淵》。不過，若是把這單純當作是作者對其他議題興趣的轉移，那也就太小看《寒淵》，在其創作思想與脈絡上的重要性了。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與又熙姐創作上的長期觀察者，在這裡我想從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角度，談談似乎是「亂入」的《寒淵》，如何恰恰表現了她在政治小說的寫作上，迥異於197、80年代書寫者的用心與企圖。

　　《寒淵》最早在取名時，原定名為《死刑犯》，後來改為《寒淵》，對應著的是扉頁上這句尼采的名言：「當你凝視著深淵，深淵也在凝視著你。」這句話出自尼采的名著《善惡的彼岸》，前面還有一句「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尼采提醒我們，當我們與某種根源性的「苦痛」交戰時，我們凝視著它，它也會像深淵一樣凝視著我們。這樣的想法，不但貫穿這整部小說，事實上它也是又熙姐整體小說創作裡最核心的概念。

　　用更白話一點的方式來說：「不是解決了問題，問題就解決了。」現實社會中諸多磨人的議題，往往牽涉很多複雜的層面，包含人性、扭曲與結構上的問題。這也是為何，「惡」的本身從來就不單純。我們必須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才能真正理解《向著光飛去》兩部曲中，對受害者、加害者乃至於家屬等不同角度的理解，不管在政治、司法或社會面向上，都是需要且重要的。

　　另外，在《寒淵》裡頭可以看到大量心理治療的鋪陳，在兩部曲中也有不少類似情節的描繪，此等也加深了這幾部小說的思想層面。又熙姐本身就具備心理輔導的背景，也開設相關書寫療癒的課程。她的白色恐怖小說書寫最與眾不同之處，即在於書寫創傷與悲痛之餘，也加載了大量深刻的對話與療癒。她曾明白的指出，大家已聽過太多恐怖的故事了，而她真正想要的，是多一些對話跟理解在裡面。報復、清算不該是一切的解答，而是要正面的去凝視悲劇，在轉型正義啟動之際，帶領臺灣走出幽微時代下的黑暗，真真正正的「向著光飛去」。從這樣的角度，我們也才可以理解，《光的闇影》其最大的價值，是給予了無辜的白色恐怖加害者後代，一個正視問題的機會與救贖。

　　《向著光飛去》的首部曲以女性的視角，寫出四個白色恐怖家庭裡的女兒，在被橫生剝奪走父愛後，生命的跌宕苦痛與安全感的始終闕如。故事的主軸，主要圍繞在年幼因政治恫嚇遇刺的柳絮，以及大學教授兼戲劇治療師周慕夏的愛情故事上。因為柳絮心中的陰影，兩人花了五年的時間才終於要修成正果，卻在結婚前夕因周慕夏父母意外雙亡，以及隨之發現的影片，和柳絮年幼被刺時遺失的緞帶，一度讓周慕夏誤以為自己是加害者後代，幾近崩潰、入院手術。所幸，最後真相大白，兩人也順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接續著首部曲留下的線索，《光的闇影》則從兩人決定公開影帶、查清楚真相開始。其預設的時代背景，是2017年臺灣終於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針對過去的威權主義統治時期，規劃和推動還原歷史真相、開放政治檔案、平復司法不公、追討黨產等。周慕夏父親留下的影片，在小說裡頭成了關鍵的臨門一腳。在二部曲中，聚焦的人物換成了張玟文與楊怡二人。前者因為發現父親曾經是白色恐怖時期的軍醫，而以為自己是加害者的後代，從小便遭受排擠且自責不已。後者一方面以覺青的角色，參與著衝撞舊體制的活動；另一方面也發現，自己爺爺身上藏著血腥、巨大的秘密。

　　小說中最精彩的部分，是關於加害者的後代，是不是也該連帶負起責任的爭執與對話。這樣的議題，即便是在被害者的群體裡，仍有不同的歧見和看法。像是作為受害者的蔡火木，就極度悲憤的要求加害者連同其家人都要一併付出代價，而作者則藉由周慕夏之口告訴我們：「做為家屬跟後代，他們都承受了不應該承受的傷害跟壓力」，「如果我們都是這種態度，還有哪個加害者後代願意出來說話？」甚而到故事的最後，周慕夏為了阻止楊怡做傻事，也跟著受了重傷。此外，柳絮在相應的對話裡頭也說到，促轉條例確實「有提到要究責，但那個究責指的是歷史責任跟道德責任，並不是法律責任」，其目的是要「還給臺灣一個公道跟正義。」

　　《光的闇影》以周慕夏接到一通關鍵性的電話做為結束。這個留下的伏筆也在暗示著我們，更切近於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真相，即將呼之欲出。雖然二部曲才剛要出版上市，但我已期待第三部曲的到來。我想，這書寫苦難、凝視現實的《向著光飛去》三部曲，終究會在臺灣文學史上留下一個重要的位置。一如又熙姐在《光的闇影》扉頁上所寫的這句：「因為相信光明，這條苦難的路必有盡頭。」我始終深信，臺灣是我們最珍愛的母土，也是光之追尋與凝視的所在。

血緣的背反、政治受難與加害經驗的和解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  陳俊宏

　　轉型正義，是目前台灣社會正在進行中的改革工程，也是民主深化的重要任務。如何讓白色恐怖斲傷人權的歷史成為社會的集體記憶，讓過去所發生的「永遠不再」發生，我們除了體認威權統治時期國家暴力對人性尊嚴的侵害，同情受難者的遭遇之外，更需反省體制性暴力的本質，藉由對過去錯誤的理解、以及基於理解而來的反省，或許是防止暴政在未來再度發生的重要機制。因此，轉型正義的工作不能止於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咎責與賠償，也不只是法律與制度改革，而是台灣社會必須互相對話學習、共同嚴肅面對的一場文化反省運動，藉助對過去的反省來建立民主文化。

　　然而要開啟不同立場者之間的思辨與對話，在有限的歷史真相與當前社會對立的環境中，實屬不易，而文學與藝術確實以其自身的力量提供新的提問跟想像。

　　舉例而言，在對咎責議題的討論中，「誰」應該為了「做什麼」而負起「哪種責任」? 台灣白色恐怖是一個高度體制化的暴力統治，也因此在臺灣的經驗中我們可以透過知識系統建構加害體制，然而概念的建立卻不能幫助我們辨識出誰是加害者及其責任。我們可以輕易地說出當時的三軍統帥蔣介石總統需要負起最大的責任，因為從政治檔案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在軍事審判覆核的過程中，蔣介石多次更改當事人的刑期，然而每一層經手案件的人要承擔多少責任？

　　又熙的《光的闇影》適時地豐富我們對此議題的提問，同時打破長期以來社會對於受害者、加害者，扁平且單一的想像。楊怡的爺爺過去是情治人員，負責逮捕、訊問他們口中的叛亂犯，他說自己是執行國家的法律，後面的審判與自己無關，然而這樣真的可以脫免責任嗎？張玟文的父親擔任警總保安處的軍醫，接觸大量受到刑求的政治受難人，是否也是加害者？又或者沒有勇氣揭發政治暗殺的周慕夏父親，他明知他的逃避會讓真相石沉大海，但最終仍選擇對生活衝擊最小的方式。在歷史中沉默的人，是否默許暴力的發生？

　　《光的闇影》同時也豐富受難者的面孔，我們提到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幾乎只重視當事人，卻忘記家屬、後代也同樣經歷白色恐怖的傷痛，甚至我們對於政治受難者的認識，也停留在他們與白色恐怖的關係，卻忘記他們首先是一個人，之後才是一個因為政治受到國家暴力對待的被害人。因此我們談論白色恐怖的受難經驗，除了悲情，難以再往前進。柳絮的父親是政治犯，幼年直接的暴力衝擊，伴隨著她成人後仍須在家裡設置保全系統才能安心，誰能說她不是暴力的直接受害者？政治受難者二代與受難者的衝突，在在反映了政治暴力後的創傷需要被妥善清理。也就是在這個層次上，我們看到了與以往談論白色恐怖很不一樣的地方，家屬、後代的心理狀態在小說中被立體呈現，他們不再只是附屬於政治受難者，他們有自己的掙扎、想法，成為另一個有主體性的「政治受難者」。

　　除了立體化加害者及被害者，賦予多元的面貌，另一個重要的，是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身分的模糊，對於事件當事人，我們或許可以很清楚的區分加害者與被害者的標籤，但是家屬及後代的身分卻相當程度地模糊了彼此的界線。楊怡出生在高級外省人家庭，為自己的血緣感到不堪，希望透過贖罪為自己家庭在轉型正義的浪潮中被社會所原諒。被原罪所驅動使他成為另一種意義下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贖罪的心態或許不是加害者後代普遍的心態，然而擔心害怕自己家裡的長輩參與其中，應該是過去相關機關人員家屬的真實反應，張玟文選擇與楊怡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也是極為自然的情緒反應。事實上，這群人不僅不是轉型正義的敵人，更可能是轉型正義重要的當事人，在臺灣遲來的轉型正義工程經驗下，所謂的和解共生，可能成為以家屬、後代為主體的工作，因此真相公開、咎責的機制，如何與這樣的心理狀態相互調和，是我們不能逃避的工作。

　　長期以來，受難者家屬與後代的心理狀態，幾乎排不上臺灣轉型正義的議程，遑論圍繞加害者及其家屬後代的討論，除了咎責外，我們幾乎看不到相關的討論。2018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清理政治受難的暴力始成為臺灣轉型正義的重要工作，我們期待平復創傷不只停留在個人的層次，而是被國家系統地接住，針對白色恐怖的集體療育，可以勾勒我們對於臺灣未來的美好想像，讓白色恐怖受苦受難的經歷，成為我們民主深化的養分。

風雨之後依然挺立――序施又熙新書《光的闇影》
國史館館長  陳儀深

　　2014年我為施又熙的書《媽咪，我們會這樣幸福多久?》寫推薦序的時候，她已經在我們士林社區開設「書寫療癒」課程一段時日，當時我說：「據我所知，她確實能夠幫助一些女性朋友面對自己、建立自信、進而改善人際關係。」古人說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大概是這個意思吧。當時我內人也揪朋友參加這個課程，正逢岳父去世不久而岳母身心低潮的時刻，施又熙建議她在我們社區舉辦母女祖孫三代畫展，也就是展出我內人、岳母以及我女兒的畫作，小冊子則是由我編輯，雖然都是素人，但是街坊鄰居親朋好友雲集，讓岳母恢復自信開朗，這難得的經驗值得記上一筆，也是要感謝又熙的提點。

　　又熙是單親媽媽，沒有固定的收入，開設「書寫療癒」的課程不是做功德而是為了賺取生活費用，然而在必須收費的情況下還能維持這麼多年，當然有她的兩把刷子。不論她還住在汐止時期，或是現在搬到林口社會住宅，都有遠地來的學員到家裡來上課。上個月我們一家三口到林口去探望她們一家兩口，新家位在高樓、雖然略嫌侷促，但是她工作的角落有很好的視野，愛貓經常來磨蹭。祝她文思泉湧、不斷有好作品問世。

　　這本《光的闇影》的小說創作，是《向著光飛去》的二部曲，2017年出版的首部曲《向著光飛去》表達的是成長在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庭下的女性，對於愛情與婚姻的經歷及看法，是藉著愛情故事描述白色恐怖對人的影響，尤其要討論受難第二代女性的人生際遇，包括「父親長期缺席對女兒產生的影響」，故事中的放棄出國夢想、學貸、離婚、憂鬱症……很像在寫她自己，至少是她最熟悉的題材。比較特別的是，馬上就要出版的二部曲新書《光的闇影》，施又熙把大家不談、避談的加害者第二代、三代的角色放在故事裡相當重要的位置，而在今天的台灣社會，不是正在上演這方面的難解之題嗎?這不是轉型正義的深水區嗎?所以施又熙說：「我希望藉由這本小說可以開啟一個面向，引起大家的關注與討論。」

　　我是台灣政治史的研究者，為了探知真相除了透過檔案和文獻，長期以來我運用口述歷史的方式，獲得許多寶貴的資料；我利用訪談拆開了許多政治受難者一層層的記憶，但是對於作為「獄外之囚」的受難者家屬、受難者第二代，所知實在不多。現在應該感謝施又熙不但願意說出她的親身經驗，甚至以文學的方式做了生動的表達。要之，不只受害者(及其二代)需要創傷治療，加害者(及其二代)也需要反省和救贖，才能成就一個健康的社會。

　　又熙透過不斷的書寫創作，檢視自己的成長、品嘗人生的味道，也爬梳對台灣歷史的認識。對她而言，寫作過程可能艱辛困難，但也是在治療內在的傷口，尋找靈魂的出口，這個重建的過程紀錄必定可以給他人帶來陽光和希望。讓我們支持她和她所關切的事業，從而對於歷經苦難的台灣社會而言，就是完成社會的集體治療。

在光與影之中，持續抗鬥前行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 楊翠

　　展讀施又熙《向著光飛去》系列小說，最深刻的感受，是故事中的人物不斷在說話，相互說話，也對自己說話。這可以說是一部「說話」、「聆聽」與「見證」進行式的小說，更是一則關於轉型正義中的創傷療癒與主體救贖的寓言。

　　首部曲《向著光飛去》，以四個白色恐怖政治受難家庭二代女兒為主角，主題朝向兩個方向。一個是主體自我救贖的可能；四個女兒逃避了半輩子，人生終於來到必須面對的時刻，來到必須以創作來扣問傷痛的源頭、檢視傷痛的紋理，並且回應傷痛與自身的關係，以及尋求自我和解、主體療癒的關鍵時刻。

　　事件，可能會隨著時間而被世人遺忘，但傷痛，只會隨著時間，不斷層疊纏繞，無限積累，一如異形。二代政治暴力創傷者，從童年開始，甚至從還沒出生前，就因為國家暴力，而在心靈深處被植入異形，社會更以拒絕和歧視來餵養這個異形，終致創傷與他們的生命本體緊緊纏繞，即使主體解離出另一個自我，來試圖承受這種傷痛，也無法真正擺脫。

　　《向著光飛去》中，每個角色都有許多自我內心小劇場，透過傷痛主體的不斷自問、自答，展現主體內在的拉扯、對話，並且彰顯自我和解的艱困。

　　小說的另一個主題，是集體救贖的進行式。我覺得《向著光飛去》中最動人的，是四個白恐二代女兒的深摯情感，他們相互撫慰，相互聆聽，相互支持，並且與受難者長輩形成緊密的連帶關係，透過能量的濟養與加持，獲得某種意義上的療癒。

　　這是最不容易被理解的區塊。一般總以為，受難者家屬之間，因為彼此經驗的類同性，應該能夠很快地形成共同體，經由同感、共傷、共痛，從而讓痛苦得到消解，讓生命脫困，向光昇華。然而，在現實中，白色恐怖受難家屬們，其實都是一座座孤島，他們長期被拒絕的、惡意的漫漫海域包裹，與世界隔絕，各自吞忍傷痛，匍匐走過各自的人生。

　　傷痛加傷痛，不會等於無痛。即使來自同樣的暴力源，即使受害形式相似，個體的傷痛也難以互換，更別說可以相互抹除。不是因為傷痛者無法打開心胸，不是因為他們不願跨出腳步，而是在漫長的威權統治時期，國家體制以各種惡意在他們心中築起一個個強固牢籠，讓他們被迫綑縛自身，被迫畫地自限。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中，也唯有畫地自限，才能卑微地擁有一個喘息的角落縫隙。

　　我的姑媽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很害怕別人害怕我們」。很簡單的一句話，但很寫實，刻骨般地寫實，完全寫實了她作為受難者二代的生命姿態。她一生都不敢交朋友，寧可孤獨自處，因為，不交朋友，就不必經歷被拒絕、或者朋友知曉她的身世後冷然離去的失落之苦。

　　施又熙身為受難者家屬二代女兒，在《向著光飛去》這部巨構中，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深沉鏤刻受難者二代的心靈圖像與生命處境，並且清楚指陳，受害者家屬，也就是受害者。

　　國家以體制性的力量，塗抹在一個政治受害者身上的污名，也同時緊緊黏貼在他的家人身上。在那樣的年代，社會集體都相信，國家不會做錯，家屬除了接受汙名之外，根本無從抗辯，黑暗遂逐漸寫入他們的生命底層，成為難以被置換的底色。    

　　即使黑暗讓人絕望，但他們也不敢仰望光明。因為光明在另一個世界，因為那個燦亮的光明世界，就是拒絕他們的那個世界。他們渴望，但不敢仰望，也不敢向那個光明的世界伸出雙手。

　　但是，這些年，現實有了改變，在一些受難前輩與家屬們的努力下，受害者與創傷者們開始伸出雙手，彼此溫暖，相互聆聽。施又熙《向著光飛去》中所體現的，就是這樣的現實情景，小說中的女性二代受難家屬們，成為彼此心靈上的信靠，她們交換著自我的心靈苦痛，以及對世界的不信任，甚至是對「家」的複雜情感。

　　這部作品充滿了「說話」，正體現了敘事治療的意涵。說出口、反覆說、對別人說、向自己說，形成敘事文本，讓主體可以從敘事中辨識傷痛的樣態，指認傷痛的來源，了解傷痛與自己的關係，從而尋找出口。

　　但是，這不表示個體的創痛可以就此得到療癒。個體與集體的療癒，都是一個艱困的旅程，必須在不斷地聆聽與相互見證中，持續前行。《向著光飛去》第一部曲，便是聚焦於四個二代女子，如何尋找與自己、與世界和解的方法，因為每個人的生命都充滿了破洞、缺口，都築起一層一層圍籬，因此，即使是家族成員之間，也必須面對內部糾葛，無論愛情有多深，仍然可能在最後一刻，關上心門。

　　施又熙在《向著光飛去》系列小說中，另一個精彩的刻畫，是二代受難者家屬的「自責」心理。自責，是為了向自己解釋痛苦。當傷痛者無法指認傷痛源，或者傷痛源的權力過於龐大，大到社會與傷痛者都只能選擇不承認它是源頭時，傷痛者，尤其是自幼即被捲入漩渦中的二代，就可能會以深沉的、持續的自責，來面對傷痛這件事；他們會這麼想：持續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都是我的錯，我就是不祥者，是我讓身邊的人都受到牽連。

　　受難者家屬的自責，形成一個難以脫出的迴圈，它暫時解釋了當下的痛苦，卻讓自己陷入更深的黑洞之中。然而，因為沒有其他解釋痛苦的方法與路徑，此種自責，有時甚至成為一種慣性，一種執念，一種生命的體質。

　　這種傷痛者以自責想要解釋痛苦，尋求脫困，卻更陷入困局的生命狀態，在第二部《光的闇影》中，刻劃更加深入。《光的闇影》除了持續處理個體與集體的創痛與療癒之外，更將創傷與救贖的主題，延伸到加害者，以及加害者後代。

　　《光的闇影》聚焦兩大要點，其一是國家轉型正義工程所引動的集體救贖之可能。小說花了不少篇幅，書寫政治受難者團體與民間社會如何努力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完成立法的過程，同時也通過故事各個角色的對話，思辨關於「轉型正義」這個艱難課題的理念面與實踐面。

　　小說另一個重點，是在思考如何面對「加害者」及其後代。施又熙更將這個難題推到一個比較極致的情境：如果當年的加害者與被害者，他們的二代或三代，在命運的擺弄下，在現實時空中產生交集，產生各種情感連帶關係（情人、師生、友人），他們該如何自處？該如何看待彼此？

　　事實上，在《向著光飛去》的後段，施又熙就以懸疑的筆法，書寫男女主角柳絮和周慕夏的「歷史糾葛」。周慕夏父母知道柳絮身世後的心理波動與遲疑，他們欲言又止，最後又因車禍雙亡，留下謎團，讓一直給予柳絮無條件支持的周慕夏，必須不斷自問，父親為什麼會保留柳絮被刺殺時戴在頭上的緞帶？他究竟在柳絮被刺殺的案件中扮演什麼角色？他該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親？ 又該如何重新看待自己，以及自己與柳絮的關係？

　　小說安排周慕夏在父母死後，懷著困惑與忐忑，四處尋找答案，最後，他找到父親留下的錄影帶，答案揭曉，這個答案，也成為二部曲《光的闇影》的開場，同時是推動小說進行的重要裝置。《向著光飛去》小說末尾，以「疑似加害者」的疑團，迫使情感深摯的柳絮與周慕夏，必須面對嚴酷的挑戰，最後謎團揭曉，兩人結成連理；在《光的闇影》中，周慕夏以記者會的形式，公布父親的錄影光碟，承繼了父親一直想做卻沒有勇氣做，而只能遠遠逃離家鄉的遺志――揭露歷史真相。

　　所以，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是施又熙在處理二代的生命課題時不斷思考辨證的：關於痛與罪，由痛與罪或其延伸所產生的「恥感」，以及痛與罪的承繼與脫出。

　　痛，與其說是承繼，不如說是它早已成為二代的生命土壤，你在痛裡面成長，痛，就自然鐫入你的生命底色，這不是主體願意不願意的問題。但是，脫出，是主體可以努力尋求的一種生命路徑。至於罪，從二代三代來觀察，就更複雜了。《光的闇影》中，好幾個新出場角色，他們的長輩都曾經是加害體制（警總，情治單位）的一員，是曾經見證、甚至參與抓捕、刑求、暗殺等行動的「疑似加害者」。

　　「疑似加害者」的二代或三代，那種來自「罪」的延伸而形成的「恥感」，是施又熙特別想透過小說探討的一種心理狀態，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課題。周慕夏在追索父親留下的謎團時，出現了恥感，周慕夏的助理張玟文也是。張玟文的父親張龍飛，外省人，原任職警備總部，上校軍醫，似乎曾經參與或見證了什麼，他所認識的歷史與領袖的真面目，與黨國教化詮釋系統所給予的不同，他彷彿懷抱著一個秘密，以及一種共犯結構的「恥感」，一生痛苦，張玟文曾經聽見父親夜半的哭聲與喘息聲。張玟文自己也是，高中時，有個同班同學，爺爺即是受害者，當年被槍決，面對她，張玟文因為自己父親在警總工作，背負「加害者」後代的重荷，甚至一度想自殺，是周慕夏拯救了她。 張玟文的男友楊怡的角色設計，更加典型，把痛與罪的衝突上昇到一個高點。楊怡出生外省家庭，祖父是調查局退休的幹員，楊怡和父親楊東興，都是後代揹負「罪」的恥感的典型；楊東興以酗酒與頹廢生活等等放棄自我的方式來逃避，楊怡則以熱衷參與社會運動、關懷轉型正義等作為來面對。

　　痛與罪，都會產生「恥感」，都會代間傳遞，單獨存在，已經是一個難題，如果兩者遭遇了，將會形成更大更複雜的難題。然而，轉型正義要尋求社會和解，就無法迴避這個難題。除了面對，別無他法。

　　所以，施又熙《向著光飛去》系列小說，應該視為一個轉型正義難題的寓言小說，關於創傷主體如何與自己和解，與世界和解。而這個寓言，是我們正在面對的現實。

　　如果單從小說的題名來看，似乎呈現一種矛盾：既已向光飛去，為何迎來光的闇影？然而，如果從這部小說作為一則轉型正義寓言來看，卻是十分貼切寫實的。向光飛去的路程，是一條漫長而複雜的行旅，要想抵達光的位置，無論是個人或整個國家，都必須歷經千迴百折。

　　整個轉型正義的個人／國家工程，就是一個光與影的搏鬥、對話、協商的過程。要趨光，先要驅影；要能驅影，先要飽滿趨光的意志；想要提煉趨光的意志，又必須具備直面暗影的能量。

　　施又熙《向著光飛去》系列小說，最動人的地方，就是寫出了主體（包含個人主體與國家主體）在光與影之中的持續辯證、努力追索。因為，最動人的，永遠都不是「光」本身，而是勇敢與暗影抗鬥的向光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