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序
黃樹民（序於二○二二年七月）
二○一五年，我卸下學術行政工作，並準備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退休時，便開始期待閒雲野鶴般的自在生活。在規劃盤算之際，突然想到，何不利用時間抽空到林村待上一段時間。除了拜訪往年舊友之外，還可以將我以前在林村拍攝的幻燈片，放映給他們看，一起共同回憶往事。一九八四至八五年間，我在林村住了七個月，那時，中國才改革開放未久，我仍在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任教，是第一批中國允許進入農村進行深入田野調查的少數外來研究者；一九九六至九七年，我再度回到林村住上五個星期，在此之前，我每次的回訪都很短。在這兩段較為長期的田野調查中，我一共拍攝了五百多張的幻燈片，記錄當時的生活面貌，如今回看，可說是為村子留下一些稀有的歷史影像。尤其，當年貧困的林村並沒有照相館，連一臺相機都沒有。
這個念頭一生出來，我就開始整理擱置在檔案櫃中許久的幻燈片。只是，要放映這些幻燈片時，才發現近年來科技發展迅速，我當初去田野時所使用的一些影音設備，大多已被淘汰。不但拍攝幻燈片的照相機已鮮少人用，放映幻燈片的放映機更是宛如絕版，難以取得。經多方探詢，終於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博物館找到一臺還能使用的投影機，商借出來使用。博物館管理員知道我要帶著這臺古舊且沉重的放映機到中國放映幻燈片時，還特地幫我準備一個二百二十伏特的電壓轉換器和多個備用的幻燈機燈泡，以防兩地電壓不同對放映機或燈泡造成傷害。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我抵達林村，準備住上三個星期。書中的書記主角葉文德先生請現任的村委書記林阿里先生安排我住在村內的大飯店，這是村裡合資新建的二十七層樓大飯店。飯店位於全村的中心點，很方便我提著幻燈機和幻燈片，走訪村民的家。入住旅館之後，我就開始聯繫一些老友，準備登門拜訪，並安排放映幻燈片給他們看。
說來好笑，正如民族所博物館那位管理員的預測，這臺老舊幻燈片放映機頻頻出現問題。有時是放映機或變壓器過熱，冒出煙來，只能趕快關機，免得機器損壞。有時是燈泡燒掉，只能換上新燈泡。常常是才放映幾分鐘，就得停下來，不是得讓機器冷卻，就是更換新燈泡。但即便困難重重，村民們還是看得津津有味，尤其年輕一代更是興奮。當他們看到上一代父執輩衣著簡陋，冬天打著光腳在田裡工作，或是在簡陋的工廠裡從事粗活、操作工具時，都發出驚嘆之聲。甚至，村子內外普通的田園景像，像是村邊菜園和遠處背景的山丘，都令他們驚異。滄海桑田，當前的林村不但本身高樓大廈林立，也被附近的外村高樓包圍，放眼望去，根本見不到農耕田地和幾公里外的山丘。對村內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一代來說，農地和山丘早已不是他們生活圖像中的浮光片影。
從一九八四年起，到後來陸續的追蹤訪談，我在林村的田野調查紀錄，可說是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驚人變化。在物質生活上，一九八四年的林村還是個遠離廈門市區十公里外的簡陋農村。那時，農民赤足下田，住在簡陋的磚木平房裡。三、四位頭腦靈光的村民把握機會，搭上改革開放的便車，籌集資本購買一臺二手的解放牌卡車或農用拖拉機，就開始幫人運送物質，賺取勞務工資，開始發跡致富，成為「萬元戶」。有了點錢後，他們又籌劃蓋建傳統閩南式的兩層樓石板屋，開啟第一波的建築熱。當時，能通行大貨車和大客運的柏油路還未接到林村，從市區搭乘廈門市郊公車到一公里外的洪山柄就得下車，然後走完這段泥土路，才會進村。那個年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除了兩條腿外，就是自行車和三、四輛的摩托車。
一九八○年代，整個林村只有村辦公室有一臺手搖的有線電話機，而且經常不通。電風扇、電視機或電冰箱等家電，都是村民們嚮往而不可得的奢侈品，除了需要付出巨額的現金外，還得搭配政府配給的工業券才可能買得到。當時中國的境外人士很稀少，而我又有臺灣與美國的背景，成為村民好奇與關注的目標。在與村民閒聊時，他們最常問我兩個問題。一個是，「你在美國大學教書，一個月的工資是多少？」我的回答必定引起他們一陣驚呼，直說比中國大學教授的工資高出百倍。第二個常有的問題則是，「在美國，一對夫妻可以生幾個小孩？」當我回答美國並無具體的生育政策、也不限制可以生育多少子女時，又會引起另一陣驚呼。對這些剛從嚴密控制的集體公社制中解放出來的中國農民而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似乎還在他們想像之外，也還未構成他們認定的基本公民生存權的一部分。後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民，才剛掙脫極權政府的專斷控制，要培養獨立自主的人格，還有待時間的蘊育和持續的爭取。
中國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大力推動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逐漸除卻了銬在全國人民頸上的枷鎖，給予他們一點基本的人性尊嚴和生存的驅動力。其具體的成就，即如林村三十多年的改變所彰顯的，是不斷改善的生活條件、強大的生產力、寬鬆和諧的人際關係，以及較為理性的社會治理。在這樣的變遷下，林村與外界的重大差距，已逐漸消失，生活水平甚至超越中國的主流社會。
二○一五年，我在一場林村的宴席中，半開玩笑地請問在座的村民，全村四百多戶中，有多少戶的家庭資產超過人民幣一億元？他們仔細討論後，告訴我至少有十戶之多。同時他們也指出，村政府有足夠的財政收入，提供給少數幾戶的貧病村民每月至少人民幣五千元的生活費。所以，村內不存在真正衣食無著的貧困戶。
以林村的歷史來看，這一代的中國青少年，無疑是幸福的一代。他們不像父祖輩般經歷過國共內戰的血腥、土改的暴力、大躍進的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殘酷鬥爭。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他們看到的是平淡但衣食無缺的生活，低調但卻逐步寬鬆的言論控制，專權卻開始注重民意的共產黨，和一個似能保證不斷改善的未來。「社會主義的優異性」，似乎在中國大陸得到證實，也被這一代許多青少年接受、擁抱。
換言之，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我們似乎看到在中國大陸一個運作合理的公民社會萌芽，似能將帝制中國遺留下來的專斷、殘暴、不公平、非理性，逐漸削減、排除，甚至透過市場化的社會主義治理，走向馬克思夢想的烏托邦。
不幸的是，中國大陸這個尚未成熟的公民社會夢，現在似乎已夭折，甚至早已胎死腹中。近年來，中共官方對一般民眾的言論、思想、行動控制，逐漸收緊。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鋪天蓋地而來的領袖崇拜、政治學習、社會動員、檢舉上報、輿論控制等，又逐漸成為今日中國人民生活的新常態。那些中國社會中的有為菁英，才勉強掙脫出紅衛兵瘋狂暴力的陰影未久，如今再度被噤聲。初嘗基本公民權的平民百姓，在面臨無軌跡可循的黨政暴力衝擊時，基於人身安全的恐懼，只能選擇放棄或逃避，而非據理力爭。最近中國的「潤學」當紅，移民海外成為民眾心願。
在林村，最近幾次中國政府推動打房政策，房地產較多的村民選擇躲避到香港、澳門或海外渡過難關，亦可見一斑。有的村民選擇消費型的自我麻醉，包括酗酒、吸毒、睹博等。當然，仍有一些村民堅持舊有信念，繼續從事公益服務和社區改善的工作。
林村是近百萬中國農村中的一個經典縮影。我有幸在林村的轉型過程中，目睹並記錄下來它所經歷的波瀾起伏和日常剪影，留下一點歷史回憶。作為凸顯中國發展的時間與空間縮影，林村的經驗對我們有兩個啟示。在時間上，林村可說是改革開放的快速版，告訴我們理性適當的公共政策和措施，如何可以加速社會發展，造福群眾。從空間上來說，林村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濱海條件，搭上改革開放的大浪潮，順勢取得令人讚嘆的經濟成果。
不過，林村過去四十年來得以成功的時空際遇，現在卻面臨新興的未知數和政經挑戰。這個我曾有幸參與記錄村民生活與夢想的村子，如今已大樓林立，但仍保有村落型態的人際網絡與無形界線。未來能否繼續順利轉型，克服變幻莫測的政治力量，我衷心祝福並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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