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康生

導讀 康生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956-1966）

【1957】
康生同志談政治理論教學中的若干問題
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關於康生同志1957年4月24日的講話要點
康生同志在北京馬列主義教師報告會上的報告紀錄
康生同志在北京政治理論課教師報告會上的總結報告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二部教學研究室關於座談康生、陸定一同志報告的情況反映
康生同志在中宣部召開的各省市宣傳及文教部部長會議上的講話
康生同志在理論教育工作座談會高教小組會上的講話
康生同志在理論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1958】
康生同志在四川、雲南、貴州三個省的黨校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根據紀錄整理）
康生同志在黨員負責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
康生同志的報告紀錄摘要
中共上海市衛生局黨組關於王聿先同志轉告周總理、康生、陸定一同志對衛生部黨組指示精神的材料
中共山西省委文教部關於康生同志在太谷農學院和縣委的講話
康生同志參觀展覽會時的談話
康生同志接見全國鐵路教育工作會議時的談話紀錄
康生同志在全國鐵路教育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康生同志1958年在11月27日在宣傳文教會議上的講話

【1959】
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關於機關馬列主義教師初步討論康生、陸定一同志報告的反映材料
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關於高等學校馬列主義教師初步討論康生、陸定一同志報告的反映
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關於1959年3月30日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行的座談會上康生與胡繩同志的發言紀錄
康生同志的報告紀錄（一）
康生同志的講話紀錄（二）
康生、周揚同志對中學政治課的一些意見（紀錄稿）
康生同志在戲曲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1】
陸定一、康生同志在黨外座談會上的插話

【1964】
康生同志在高等、中等學校政治課座談會上的講話

 

導讀

康生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956-1966）

　　一、反右運動前後的康生

　　以往許多文革史的著作在探究文革的起源時，都沒有把康生作為中心人物加以探討，而更多地把焦點集中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上。事實上康生的重要性在於，自延安整風結束乃至五十年代上半葉，康生一直沒沒無聞，鮮有出手。但是一九五六年康生逐漸重新嶄露頭角，尤其是在中蘇論戰中扮演至關重要角色，大力推動意識形態領域的反修防修，同時推動自中央到地方寫作班子的成立和建設，乃至引領六十年代初以來歷次重要的大批判運動，康生在文革前十年的這些舉動都可以視為在廣義上推動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因此有必要對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的康生做一番詳細的回顧。

　　康生因為延安整風中樹敵太多，因而中共建國以後，康生逐漸邊緣化，一度在中央社會部工作，但是卻受制於李克農和孔原，難以施展拳腳，因此長期稱病不出。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關係交惡之後，康生逐漸走向前臺，毛澤東出於愛才之心，重新起用康生，康生進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呼風喚雨。尤其是康生擔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之後，在反右運動時期「居功至偉」。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前夕，康生曾數次參加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籌備，同時也曾經多次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整風運動、反右運動的相關問題。與此同時，康生在反右運動中坐鎮江蘇，尤其是抓了以陸文夫為首的探求者文學團體，成為江蘇反右運動中最大的冤案。而康生在反右運動前後歷次講話，更是雷霆萬鈞。

　　其一是關於重建社會學的講話，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雙百方針，隨著政治空氣的鬆動，一九五七年初費孝通等人提出了恢復社會學的主張。吳景超首先發表了試探性的文章〈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隨後費孝通在《文匯報》上發表了〈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談了他對恢復社會學的主要觀點。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澤東提出「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而且要求放開言路，繼續貫徹雙百方針。聽了毛澤東的講話，費孝通認為社會學就應該以人民內部矛盾為解決對象，費孝通提出：「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應當按行改造，使舊人員能歸隊，做全面安排。」公開提出了恢復社會學的要求。該年四月，《新建設》根據中宣部的意見召開了社會學問題座談會，陳達、吳景超、李景漢、雷潔瓊、嚴景耀、潘光旦、吳文藻、林耀華、袁方等二十餘人參加了會議，會議由費孝通主持，會上著重談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問題。這次座談會因為有中宣部的背景，所以與會專家都認為領導上已經同意恢復社會學，要討論的是怎樣搞法。同月二十三號，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召集在京部分社會學家開會，會議由潘梓年主持，這個會議推出了陳達、吳景超、吳文藻、費孝通、雷潔瓊、袁方等人為中科院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委員。六月，在北京陳達家裡召開「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即成立會議，會議由陳達主持，討論了恢復社會學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步驟。就在恢復社會學緊鑼密鼓進行的時候，六月開始，整風變成反右，很快費孝通等人成為反右運動批判的重點人物。

　　康生批判費孝通等人，目前可知的紀錄，是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康生外地來京的政治課教師座談會上，他首先點了天津南開大學教授雷海宗的名，康生說：「雷海宗的歷史很不好，在解放前公開宣傳法西斯，反動極了，似乎在解放後他還被管制了一年，他在學術上的錯誤，也容易看出來，實際上他不懂什麼是社會科學。雷海宗問題是件什麼事呢？資產階級右派要恢復社會學反對馬列主義、反對黨的領導，他們企圖利用社會學反對四門政治理論課、反對學校中黨的領導，雷海宗的問題正與這個分不開。」

　　康生點名批判雷海宗以後，開始點費孝通、陳達、吳景超等人的名，康生說：「右派分子要恢復社會學系，他們企圖在北京以北大為中心、在上海以復旦為中心恢復他們的社會學系。首先在中國設立社會學系的是聖約翰大學，那時各文化侵略機關，然後其他學校也設立。資產階級社會學的作用是散布改良主義、緩和階級鬥爭，為帝國主義培養走狗，文化入侵的先鋒隊。中國一些學社會學的人都是從帝國主義系統學的……，中國的社會學教授們與帝國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是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特別是清華這一夥……。費孝通是個突出的例子，最近他寫〈重返江村〉還是為了帝國主義服務的……。陳達的人口調查是依靠縣長和公安局長的，在鳴放時期，勞動幹校的陳達聯合人大的吳景超、李景漢等向高教部提出抗議，高教部、人大、勞動幹校等應該向陳達講清這筆帳，欠債總是要還的。去年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右派分子利用合法地位，利用鳴放，說社會學有它好的一面，……吳景超就在《新建設》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從表面上看不出這篇文章有什麼特殊的意圖……。大概是一月十六日，陳達參加北京市政協，提出恢復社會學的提案；後來，他們在全國政協又提出。人大以吳景超、李景漢為中心，勞動幹校以陳達為中心，中職學院以雷潔瓊為中心，開始一系列的恢復社會學的動議。在各校之間串聯和領導的費孝通，他是掛帥的。……費孝通在二月二十日《文匯報》上的文章所提出的恢復社會學的綱領，是章伯鈞政治設計院的理論基礎。雷海宗也是要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反對馬列主義，所以應該從挑撥矛盾、到處放火來看雷海宗的發言……。雷海宗的問題不是真正的學術爭論問題，首先應該把他們的政治陰謀揭開，而不是糾結在學術問題上，應該從政治上揭露學術的外衣。」其實康生的發言並不準確，當時北大、復旦確實有不少教授初步表示了恢復社會學的意向，但是在公開發言領域，復旦的教授並未發聲。康生點了復旦的名，顯然來自於當時的彙報材料，而材料的來源，顯然是復旦內部。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康生對於文教系統的掌控，相當深入。

　　康生在文教領域的掌控力，還體現在對於高等教育領域尤其是政治思想課的深度介入，一九五七年底康生曾說：「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感到政治理論課有毛病？從去年（一九五六年）四月五號〈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論）發表時候感到的。那時候感覺還不深，接著主席報告〈十大關係〉，後來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一論〉到〈十大關係〉，我感到馬克思主義領域裡出現了許多很重要的新東西……。看看理論工作機關和教育機關，對這個問題也注意、學習、鑽研得很不夠。」

　　康生對高等教育政治思想課的介入，顯然和反右運動中湧現的諸多「右派學生」密不可分。一九五七年高教部組織了政治理論課程教學大綱編寫小組，為了明確一些問題，請康生於該年六月底至七月初召集大綱編寫小組進行座談，對高等學校政治課教學中的若干根本性問題做指示，康生做了相當長的發言，康生說：「你們怎樣估計你們七八年來的工作？是否成績是主要的？人家都說政治理論課很糟，好像比別的課都差，是否如此？我們教的當然不完全令人滿意，有缺點，但先要問你站在什麼立場上，用什麼觀點來看我們的工作，先把這一條界限劃清，然後再談缺點。當然你們遇到很多困難，黨對你們的支持幫助是不夠的。」隨後康生點名批判羅隆基、梁思成，康生說：「昨天報上梁思成講他們是小知識分子，我看有道理。自然我們馬列主義也學得少，說是小知識分子也還談不到，但說他們就是大知識分子，也不見得吧！羅隆基說我們是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康生還點名批判了人民出版社社長曾彥修：「《學習》雜誌第十一期登了曾彥修的〈主觀辯證法與客觀辯證法的統一〉的文章，文章可以寫得好，他曾是《南方日報》的總編輯，延安馬列學院畢業；當過宣傳部長，在宣傳動態上登過他的檢討；他教書可能受歡迎，但他禁不起一點風浪──在人民出版社（任社長）領導整風，一開始領導權就被人家奪去；人家說撤換黨員負責幹部，他就撤了兩個；記者逼著他發表談話，他就罵了一通黨。」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初，康生還再次點名重批曾彥修，當時有人說，最初看到揭發黨內右派分子曾彥修的材料，大家都大吃一驚。康生說：「不但你們吃一驚，我在開始也吃一驚。文化部的同志對我說：『曾彥修像匈牙利的納吉。』我還不大相信，以後把材料拿來一看，真是像納吉一樣。」康生當時還點名批了劉紹棠：「二十多歲的劉紹棠，卻要為幾萬元奮鬥。他腰纏萬貫，黨費卻每月只交一角。」

　　康生在反右運動中大放異彩，絕非僅此一例，在八月份的講話中，康生還點名批評了清華大學的反右運動，康生說：「這次鳴放中，有些教師叛變黨國，變成右派分子。清華大學有四十五個政治課教師，其中有黨員十九人、團員二十三人、群眾三人。除了兩個在外地，參加這次運動的有四十三人。結果有十六個是右派、二十五個中間，只有兩個左派。四十三人中有十六個右派，占百分之三十七，只有兩個左派不到百分之零點幾。三個教研組主任、一個黨支部書記都是極右分子，代表黨委會領導政治課的人變成了叛徒。這個數字還要仔細地研究核對，但不管如何，情況是很嚴重的。」康生還說：「他們是打著馬列主義的招牌反對黨、反對黨中央、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中的著名人物、政治經濟學教研組主任朱聲紱很欣賞費孝通的一間房、兩本書，並且還補充了一盒煙、一杯茶。他們主張在八年內讀完一萬兩千頁經典著作。他們要求儘量減少社會活動、組織生活。他們反對黨的領導和監督，反對黨委討論政治課，反對干涉他們的科學研究。他們主張黨組織是起保證作用，不是領導作用。他們反對課堂討論中的自由討論，他們說自由討論會忽視他們的理論，有巨大的自發性。他們這種反黨反馬列主義的狂妄的反動言論是說不完的。他們沿著這種方針去發展變成了右派分子，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值得我們每一個政治課教師去深思。」康生點名批判清華，在一九五七年底依然有所反映，十二月康生說：「關於理論教育工作，幾年來黨內存在著看法不一致。問題是存在著，不必否認有這樣的問題。這裡也有兩種矛盾。一種是敵我矛盾，像清華大學的政治理論課教研室的有些主任和教員同黨委的對立。」

　　康生對清華反右運動的不滿，主要是因為其在中央文教小組的職責，康生在此期間，逐漸在教育領域嶄露頭角。按照陳徒手的概括，一九五八年初，凌厲的高校「雙反」運動開展不久，中共高層竭力推動的教育革命運動相伴而生，迅猛發展。休養、賦閒多年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此時已獲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一職，以果敢、負責的姿態走上前臺，很快成為此次文教口運動的積極推手和重要謀畫者。但是陳的概括從時間上看稍顯滯後，其實從一九五七年開始，康生在文教口已經開始指點江山。

　　一九五七年九月，康生在中宣部召開的各省市宣傳及文教部部長會議上講話，對各地的政治教育很不滿意，康生說：「關於中學小學的政治教育，我們過去考慮大學多，整風前取消中學校的政治教育是錯誤的，對中學生的思想，過去認為他們思想情況單純，但整風鳴放以後，初中、高中的學生，思想情況嚴重勝過大學，大量的事實把教育專家的腦子才打開了。青年團中央做過調查，大學生贊成儲安平的『黨天下』，中學生又還加上個『團天下』，還有破壞行動，勝過大學。有的放火殺人，有的要去找蔣介石。中等學校的特點：（1）年輕，思想未定型，這是純潔的一面，易於教育。（2）但也因年輕容易受壞人、右派的挑撥，人數多於大學，教育不好將影響工廠、合作社、部隊、大學。中學校是個環節，也會影響到團的組織和黨的幹部的品質，他們人數多，影響大。（3）矛盾比較大，如不能升學的問題，大學畢業是就業。矛盾大，矛盾多，高中生就業比初中學生就業的牴觸情緒就大（河南學生把我們的一個幹部殺死在廁所裡）。中學生的政治教育不僅應該而且必須。（4）中學教員的反右：各省市委要加強中學的領導，它的意義關係到部隊、工廠、農村及黨、團的幹部。中央考慮大學，中學要各省市自己準備。青年團如何在學校工作？省和中央都要來總結這個問題，特別是青年團要抓這個問題。」

　　康生在談話中，依然對反右運動中「暴露」的右派分子窮追猛打，康生說：「現在有四類社會主義：（1）打著社會主義招牌反社會主義，恢復資本主義，例如章乃器、葛佩琦。葛說：『沒有共產黨也能建設社會主義。』還有清華錢偉長的社會主義，東北徐明的多樣性的社會主義。右派的總綱令：反共（葛、陳達），反無產階級專政（陳新桂）。他們不贊成社會主義，要走資本主義的說法較為隱晦。（2）修正主義的社會主義，對南斯拉夫很感興趣。特別是在學生中，但他們又不瞭解南斯拉夫，實際是無政府主義，尼赫魯的社會主義。前二者是敵人打著招牌反社會主義。（3）贊成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但不贊成工業化的社會主義，不贊成社會主義中的城鄉關係、工農關係、統購統銷、物資供應、節約、合作社、資金積累、積累分配。實質不贊成工業化。……甚至連老幹部（某些）也不大懂得或瞭解得不大準確。（4）群眾中大量的，我叫他『空想的社會主義』，改變所有制以後，（許多人）認為一切問題都好了，把共產主義的最低及最高階級混同了，這是空想的糊塗思想。」

　　再如出版工作，康生也抓得很緊，一九五七年康生在一次談話中說：「湖北省委宣傳部的同志提出黨委應該管出版工作，這個問題提得好。報紙、刊物的出版要管，出版社也要管。現在出版社多的很，一個部一個出版社，政治思想工作沒有人管，右派出得不少。我看可以實行這麼三條：不管就取消；需要就得管；又要又不管，出了錯問該管的那個單位。」

　　一直到大躍進期間，康生對於文教工作，一直保持高度關切，一九五九年六月，教育部召開中學政治課教材座談會，會上政治教育司負責人傳達了中央文教小組關於中學政治課的指示。在這份材料中，康生表示：「（看了教育部送去的教學大綱『草稿』）中學問題完全不懂，有幾個問題可以考慮一下：（1）中學政治課到底要不要分兩部分？分兩部分有好處，不致被時事政策擠掉；但兩套都放在課內，是否將基礎知識課擠掉？是否控制得住？很可能向秀麗擠掉馬克思。在我腦中，無論高中、初中都是小孩，時事問題不知道些也無妨……。（2）感到偏高偏重，大學怎麼辦？徵求了意見沒有？徵求意見時要說清楚，不要怕當『白旗』。（3）整個內容政治性的東西多了一些，道德品質少了一些。」康生一表態，周揚立馬跟上，表示康生同志「政治多了，道德少了」這條意見很重要，文藝等等都要強調為政治服務，結果不是為政治服務，是為抽象服務（概念化）。與其這樣不如道德教育多講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