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臺灣政治價值的省思：「讓出空間」與「敬畏」作為公共領域價值的基礎

前言
 
針對香港於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發生的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的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2月13日起針對政府宣布修訂《逃犯條例》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中文大學的彭麗君教授於2020年出版了《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這是由其英文原著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Umbrella Movement（原譯：「雨傘運動及之後的香港」）翻譯過來的。書中幾次提到臺灣在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發生的太陽花運動，明確地指出香港的佔領和臺灣的太陽花運動皆由類似的抗中情緒所引發。不可否認的，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中發展至今的香港與臺灣，對於中國大陸在文化、政治與經濟上即便亦有不同的同化的要求，「一些人感到有必要保護自身的集體歷史、生活方式和語言」卻是相同的。繼而，該書對於香港的警示，同樣也適用於臺灣：這些人基於自身保護意識所具備的本土情感，「也會易於被仇外的意識形態所用。我們必須堅定批判任何排他主義，還有一些宣揚『自己人』為優先去對抗『外人』的文化整全論，但同時，我們也要正視文化身分的正當性」。
 
我擷取彭麗君在這裡對於香港的現況、原因以及展望的論點，認為這是全書的扼要之處，且可恰當地比之於臺灣目前的現況。我根本上贊同也頗欣賞彭麗君賦予佔領香港城市運動背後的深義：她主要從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港譯：阿倫特）的思想來揭示運動的意義與反省香港的何去何從。至於我這本小書固然不是針對太陽花運動，而是拉高到對臺灣的政治價值進行反思，但卻可從這些實際的運動出發來省思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