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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時論集(余英時文集25)

余英時時論集(余英時文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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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細
 

內容簡介

  收錄1970年起,45年來余英時先生於港台各大報章雜誌發表之時事評論
  呈現出其對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之民主進程、人之尊嚴的關懷與凝視
  對時事脈絡的梳理與展望,條理明暢依舊,讀來卻又較其學術研究更為可親

  《余英時時論集》收錄之時事評論,絕大多數為對中港台時事有感而發,如中美建交後的「中國統一」問題、1997香港租借到期之展望、蔣經國及鄧小平逝世後試論其生平功過、江澤民關於兩岸和平統一的「江八點」對台灣的意義、中華民國首次全民總統直選遇上中共飛彈演習恫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反思等等;亦有綜觀世界全局之論,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科技空前發展與大眾文化覺醒所帶來的影響,及二十世紀在科學、醫學、電子革命等光輝燦爛的成就之外,同時也是有組織的暴力以「革命」之名橫行,恐怖組織、戰禍與混亂帶給人類空前苦難的世紀……

  在眾聲喧譁的時代,余先生以其史學觀點梳理脈絡,秉持人文關懷為其價值準則,提供一種清晰而睿智的觀點。書中部分時事如蔣經國的接班人等已可蓋棺定論,更多卻仍在歷史洪流之中持續發展演變。或許正因有這樣的觀點指引,人們才不至於在回顧歷史之時,感受到「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汲取到任何教訓」。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2021)


  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長期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為當代史學研究者及知識人的典範。
 
 

目錄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輯一 一九七○年代
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和知識份子──敬悼蔣總統逝世
尊重學術文化的獨立領域
天變道亦變
急不及待乎?──中國統一問題
 
輯二 一九八○年代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香港問題私議
二次戰後人類社會的變遷與調適
天下為公和領袖人才的培養
中共接班運動的歷史意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對國民黨三中全會的期待
民主政治正常化邁開了一大步
消融歧見,相忍謀國
和衷共濟,建立新秩序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經國先生的現實與理想
一篇有血有淚的動人文字──項武忠「釣運的片段回憶並寄語青年朋友」讀後感
大陸民主運動的新突破──布希北京之行的意外收穫
四十年的矛盾與悲劇──一個集權的政黨正在解體之中
「以仁心說,以學心德,以公心辯」──一個舊聞記者與新聞記者共勉
 
輯三 一九九○年代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海洋中國的尖端:台灣
民主化重新整裝待發──從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看二十一世紀中國民主化的前途
當前關於文化爭議的新啟示
鄧小平時代及其終結
一位歸國學人淒涼的一生──李志綏逝世引起的感想
對台灣誠摯的忠告──「江八點」核心,旨在確定中共對台灣擁有絕對的主權
解除緊張感,建立新秩序──兩岸現狀的分析
談中國當前的文化認同問題
邀魏京生來台北過年
「我自巋然不動!」
重啟兩岸學術交流之門
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
海峽危機今昔談──一個民族主義的解讀
理強勢弱與以理造勢──台灣面對新局面所應牢牢把握的原則
提防文革借民族主義還魂
「治天下」強人之死,結束「革命」時代
人權是鄧後最嚴重問題
說民主與制衡
九七思前想後
香港的政治變局與社會變遷
「九七」七月一日的歷史意義──民族主義與香港回歸
大錯已鑄成,政府應謀補救恢復
家天下、族天下、黨天下
周恩來的教訓──寫於周恩來百年誕辰之際
香港的自由與學術文化
改革、民主、科學──喚醒北大三魂
愛因斯坦的人生智慧──獻給台灣的大學畢業生
文化多元化與普遍價值的尋求──祝台灣大學七十週年校慶
重覽二十世紀文明圖像
民族主義取代了民主嗎?──「六四」十年的反思
讓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來!
說「勝殘去暴」──「千禧世紀」人類的新使命
「王道」在今天的世界
打開民族主義與民主的百年歷史糾葛
 
輯四 二○○一年以後
「勝殘去暴」──二十一世紀的新課題
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
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
中國民主轉型的展望──天安門民主大學開學典禮致辭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0865769
  • 叢書系列:余英時文集
  • 規格:平裝 / 396頁 / 14.8 x 21 x 2.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尊重學術文化的獨立領域

今天中國的問題沒有比學術文化的問題更迫切、更嚴重的了。我這樣說,決無任何危言聳聽的意味,我所持的理由是很簡單的。

自從一九四九以來,學術文化在中國大陸上的發展已遭到了全面的窒息。但是在一九六六年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前,大陸上的學術文化的生機尚未完全斷絕。當時老師宿儒尚能躲在社會的各種角落上靜悄悄地傳道授業或從事研究與著述;他們的學術成果也多少還有發表的機會。中國傳統的文化和民國以來,以近代西方學術思想為核心而發展出來的新文化,仍各有其巨大的潛力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正是上述兩股文化力量駸駸乎有回潮之勢的關頭。毛澤東親自發動一次摧毀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秩序的「大革命」,而冠之以「文化」之名,絕不是偶然的。我們絕不能專從「權力鬥爭」這樣狹隘的觀點去了解這一重大的歷史事變。在我看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其背後至少代表了兩種歷史的勢力:一是「唯我獨是」、「一意孤行」的專制傳統,一是近代反文化、反知識的平等主義的傳統(即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假平等」)。在近代宣傳和組織的高度技巧掩飾之下,這兩種勢力,特別是反文化、反知識的平等主義,確可以表現為理想主義的假象,因而煽起一部分群眾(尤其是知識青年)的狂熱。

從對象和時間的角度去看,一九六六至六九的「文化大革命」未嘗不像史達林在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期間所發動的「大整肅」(the Great Purge)。通過一連串的鬥爭、清算、審判,史達林不但清除了黨和政府內所有異己的領導同志,並且也徹底的消滅了俄國舊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的殘餘分子。這時蘇聯自革命以後所培植出來的新知識階層(即所謂「勞動知識階層」〔toiling intelligentsia〕)已可以順利地接班了。但是從文化觀點言,大陸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毀滅性則遠非蘇聯的「大整肅」所能比擬。「文化大革命」不但摧毀了中國舊的知識階層,而且還打爛了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的教育系統,因而也極嚴重地傷害了新一代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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