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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怪獸:被歷史塑造的大英帝國進步假象

時間怪獸:被歷史塑造的大英帝國進步假象

Time’s Monster: How History Make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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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年度好書
振聾發聵的道德之聲~人文學科的亂世警鐘
 
當歷史宛如時間怪獸吞吐讓人混淆的謊言,
本書痛快地揭開沾满了弱勢者鲜血的真相!
 
人們認為歷史必然是一個進步的故事,而這種信念把我們帶到了災難的邊緣。
史家之筆不只記錄過往,同時也在「塑造」現在與未來……
 
  歷史為何會成為大英帝國合理化征服與侵略的藉口?
  好幾個世代以來,英國的思想家們都在講述大英帝國的歷史,時至今日,英國仍有近半民眾認為,帝國的過往象徵某種光榮。在帝國主義早已被唾棄的現代,大英帝國為何仍舊得以保有正面評價?本書作者普莉亞.沙蒂婭認為:史家們的歷史寫作,正是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她一一檢視近代英國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像是湯瑪斯.潘恩、埃德蒙.柏克、詹姆斯與約翰.彌爾父子,及溫斯頓.邱吉爾等等,犀利的點出他們一方面讚揚英國的自由民主,一方面又為帝國擦脂抹粉,正當化帝國主義的殖民暴行。
 
  審視曾被英國人訴諸的特定史觀,例如「人們無能為力改變歷史傳承」、「帝國暴力是歷史進步的必要之惡」,或是「偉人必將帶領人類歷史通往進步」……史家們運用這些概念,替大英帝國的殖民暴行卸責。沙蒂婭藉由揭露出歷史如何成為帝國的掩飾工具,展示了歷史寫作的戲劇性後果:歷史寫作並非只是記錄過往,而是給各種曾發生的事件不同意義;它宛如一隻時間怪獸,同時吞噬與改變了過去、現在和未來。
 
  這本書是一本關於歷史學科如何透過讓帝國在道德上可信來幫助打造帝國,並且透過讓帝國獲得合理性,從而再造了歷史的書。
 
好評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李鑑慧|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禹仲|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陳思賢|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曾國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專文導讀
 
  陳嘉銘|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本書細數了英國帝國主義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十九世紀下半葉、一戰前後以及二戰之後,在每個階段遭遇殖民地的反抗以及帝國的血腥反撲後,英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社會菁英如何透過召喚歷史感和歷史意識,管理他們的良心,為他們的能動性提出遁辭,或者洗脫罪惡感、或者英雄化地承擔起罪惡感,反而證成了他們支持帝國主義繼續擴張的主張和行動。……本書對英國帝國主義在不同階段面對的局勢和良心挑戰的分析極為豐富……十九世紀後半到一戰之間的帝國主義,帝國的行為只有變得更邪惡和墮落,英國人對於殖民地人民的觀點和態度也變得更失望、更殘酷……」
 
讚辭
 
  這是一本反思歷史思維如何形塑政治後果的鉅著。它探討的是歷史作為一種知識領域,如何間接影響人們判斷與行動,進而構成正當化政治行動的智識武器。普莉亞.沙蒂婭指出,當人們書寫、思及歷史時,往往同時也對歷史的發展存有價值判斷。例如,有些人會說,人類的歷史是進步的。藉由分析歐洲帝國意識形態背後的歷史意識,沙蒂婭提醒讀者,潛藏於歷史知識下的價值判斷,很可能間接促成嚴重的政治後果。——陳禹仲|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
 
  沙蒂婭要說的是,史觀總是隱藏在歷史書寫背後,而歷史作品又繼續傳播與強化這種史觀,因此歷史協助創造了歷史。作者聚焦且特別放大這種觀念來審視近代歷史的發展,例如帝國主義的擴張就是被線性發展史觀合理化。當我們瞭解近代這種史觀的創造者是黑格爾與馬克思時,就不會覺得兩百年來,它無論從左翼或右翼觀點支配我們的歷史是意外的。——陳思賢|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這是一本關於歷史與帝國的書,它不是一部平鋪直敘的歷史,而是解釋歷史學的訓練如何使殖民行動成為可能……本書睿智且重要,重新詮釋了歷史、歷史學者與帝國之間的關係。——《衛報》(The Guardian)
 
  本書以清晰的筆法,描述了關於帝國主義者的史學史是如何自十九世紀以來,持續地塑造過去與未來。——《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時間怪獸》不是一部傳統上的歷史著作……作者的結論最終落在了歷史學科本身,自從歷史學科在十九世紀的歐洲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出現以來,它就為善意的、受過高等教育的西方自由主義者們提供了一套控管他們良知的倫理工具,而與此同時,他們也已經對世界上的「落後」民族發動了謀殺暴力……在歷史學科的基礎上,甚至是在人文科學中的很多其他學科內,都存在著對於一些重大問題的壓制,而這些問題是關乎於人類在地球上的存在問題……沙蒂婭在處理這些重大問題時的無所畏懼,甚至走到了指責這個讓她擁有如此重要聲望的學科的地步,這表明她很可能是那個能鼓起勇氣,躍入到這個鴻溝中的歷史學家。——艾米塔‧葛旭(Amitav Ghosh),《卷軸》(Scroll)
 
  在這本情感炙熱的書中,普莉亞•沙蒂婭再一次地展示了她是最睿智與飽含原創力的史學家之一。《時間怪獸》藉由聚焦在一個根本的問題,對大英帝國的歷史做了全新的詮釋——一個總是關注自身良心的「好」人,是如何主導系統性的剝削與一再重複的暴行?沙蒂婭展示了,只有當我們緊抓著歷史學者用以減輕其良心不安的計謀,我們才能面對帝國在當今紛擾的世界留存的黑暗遺產。―—桑尼爾.阿瑞斯(Sunil Amrith),《難易駕馭的水域》(Unruly Waters)作者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普莉亞•沙蒂婭(Priya Satia)
 
  普莉亞•沙蒂婭是《阿拉伯的間諜》(Spies in Arabia)和《槍砲帝國》(Empire of Guns)的獲獎作者。作為史丹佛大學國際歷史專業的雷蒙•史普魯恩斯教授(Raymond A. Spruance Professor)和英國歷史教授,她也在《金融時報》、《國家》(The Nation)、《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和平臺上撰文寫作。
 
譯者簡介
 
苑默文
 
  自由譯者,現居臺灣。喜愛歷史與閱讀。翻譯作品有《中斷的天命》、《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續篇》、《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絲路上的帝國》、《巴勒斯坦之殤》、《黑潮:從關鍵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東文化、宗教、集體記憶的四十年難解對立》等。
 

目錄

導讀 揭開帝國蜿蜒的道德良知/陳嘉銘
關於轉寫與翻譯
導言
第一章 以進步為名發動的戰爭
第二章 進步是一種懺悔
第三章 滅絕是一種進步
第四章 進步是一種救贖
第五章 進步的分野
第六章 歷史的過去和未來
致謝
註釋
 

導讀
 
揭開帝國蜿蜒的道德良知
陳嘉銘/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我發現我為此感到驕傲。我當然不是唯一擁有白人血統的人,但是我有一個白人祖母,這可不像白人祖父這麼普通!所以我母親是一個混血!我從前看到她比較淡的膚色,早就該猜到了。我現在發現她比以前更漂亮了,更聰明和更優雅……我無法停止不去幻想我們的(白人)牧師,我做了一個決定,我永遠不會愛任何人,除了一個白人,一個金髮碧眼、一個法國人!」
 
  這是弗蘭茨.法農(Frantz Fanon)在他的革命性著作《黑皮膚,白面具》記錄的一個阿爾及利亞黑人女孩瑪約特(Mayotte)意外發現她的祖母是白人後留下的陶醉文字。如果說殖民地的黑人女性可以透過情愛的夢想染白,黑人男性的憤怒則來自這樣的普遍經驗:當他們去看診時,白人醫生刻意對他們講洋涇浜的法語,這些白人對他們「不存在希望、沒有興趣、漠不關心、自動地分類他們、監禁他們、原始化他們、將他們去文明化。」
 
  一九七○年代之後,全球各地的歐美殖民地已經紛紛獨立,但是到了今日,帝國主義在非洲、南亞、東南亞和中南美洲留下來的各種創傷並沒有癒合。許多獨立後的殖民地人民仍然處於被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體制邊緣化的賤民地位。如法農觀察,被殖民者不僅需要克服外來的政治統治,而且更需要克服外來暴力深入被殖民者身體和心靈的傷害、禁錮和控制,才能奪回被殖民者的自我意識和能動性。
 
  在二○○○年前後,印度學者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等人從歷史和殖民地賤民階級的觀點,分析歐洲帝國主義及其相關制度和意識形態,如何自我正當化地粗暴擴張、如何繼續影響殖民地人民今日的次等地位,以及殖民地人民各種非西方式的抵抗形式。他們全面批評了啟蒙(以及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合謀的曖昧遺產。畢竟啟蒙和自由主義的世代,就是歐洲帝國主義如日中天的時代。但是他們對啟蒙和自由主義的分析,偏重於和帝國主義結盟的後果,我們不是很確定啟蒙和帝國主義的結盟是偶然、還是必然?
 
  以珍妮佛.皮茲(Jennifer Pitts)為代表的政治理論學者在二○○五年的《轉向帝國:英國與法國帝國自由主義的崛起》對後殖民研究對啟蒙的全盤質疑提出回應。她認為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知識分子普遍都反對帝國主義,例如伯克(Edmond Burke)、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邊沁(Jeremy Bentham)都不支持帝國主義,到了十九世紀,歐洲知識分子才開始全面轉向帝國。簡言之,皮茲重新以后翼棄兵開局,棄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保護了十八世紀的啟蒙皇后。
 
  本書作者普莉亞.沙蒂婭教授(Priya Satia)的《時間的怪獸:歷史如何製造歷史》(本書翻為《時間怪獸:被歷史塑造的大英帝國進步假象》)可以視為對皮茲等政治理論學者的再回應。這本書細數了英國帝國主義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十九世紀下半葉、一戰前後以及二戰之後,在每個階段遭遇殖民地的反抗以及帝國的血腥反撲後,英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社會菁英如何透過召喚歷史感和歷史意識,管理他們的良心,為他們的能動性提出遁辭,或者洗脫罪惡感、或者英雄化地承擔起罪惡感,反而證成了他們支持帝國主義繼續擴張的主張和行動。
 
  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不是荒誕的冒險家或者汲汲營營於暴富的投機者。他們原則上都是對自己的道德良心嚴肅和認真的人。但是每次的殖民挫敗,在良心管理之後,都成為他們更支持帝國主義的理由。本書作者沙蒂婭認為關鍵的鑰匙就是啟蒙和自由主義的歷史感和歷史意識。
 
  一七九六年,英國槍枝製造商加爾頓(Samuel Galton)被他的貴格會基督教社群控訴他的事業違反了基督精神。他為自己辯護說,戰爭是推動(神意指引的)歷史進步的必要之惡,當前戰爭驅動的軍事工業社會是無可避免的歷史現實,每個人都參與其中,他一個資本家不可能抵抗歷史進步。訴求歷史作為倫理的嚮導,提供了他否定自己能動性的理由,幫他清洗了良心。
 
  加爾頓的歷史感來自啟蒙的歷史觀念。啟蒙認為時間朝向一個特定、線性的方向前進。意識到這樣的時間的人們會認知到歷史的審判之眼在看著他們。指引加爾頓的倫理行動的羅盤,不再是他原本面對社群的制度性良心,也不是其他人的苦難引發的同情心,而是他獨自面對歷史審判的個人化的良心。在基督教末世論,在人類歷史的終點,上帝是審判者。啟蒙的歷史觀念沿襲了末世論的形式,人類歷史也有一個最終目的,而歷史取代上帝,成為了審判者。
 
  康德(Immanuel Kant)的朝向普世主義公民前進的歷史哲學,正是要透過這樣的歷史之眼督促統治者的倫理行為。康德甚至提出了一個理性斷定,歷史進步是註定的,但是歷史的力量高過任何個人目的,隱密的自然律則或目的(或者神意)會推動愚蠢自私的人類整體進步。這樣的歷史觀點對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者非常方便,允許他們到世界各地推動歷史進步,但是一旦事情出錯了,他們也可以聲稱個人沒有能力超越歷史力量,否定自己的能動性,而且那些看來愚蠢的過錯,最終仍然會推動歷史進步。
 
  亞當.斯密雖然尖銳地批評東印度公司和英國帝國主義,但是他也認為個人無法抵抗像戰爭這樣的歷史力量。所以他說英國無可避免地不會自願放棄美國,戰爭無法避免。他也說,歐洲人對非洲、美洲和印度令人髮指的掠奪無可避免,因為接觸時歐洲人意外恰巧擁有絕對優勢的武力。在歷史力量之前,這些不義都被免責了。亞當.斯密說只有靠持續的商業往來讓那些被殖民者變得強大,才會因為相互恐懼,讓歐洲人尊重被殖民者的權利。亞當.斯密和康德一樣,相信巨大的歷史力量可以確保那些看起來的邪惡最終帶來進步的目的,他的歷史視野可以容忍這些不義。
 
  一七八三年英國敗給美國引發了英國輿論對殖民地的全面檢討,包括檢討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毫不遮掩的掠奪和腐敗。埃德蒙.伯克在國會發起了委員會要審判東印度公司的前總督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黑斯廷斯掠奪腐敗,惡名昭彰。但是這場審判成為一場懺悔的演出,一場英國人淨化和再生帝國主義任務的一場儀式。伯克控訴印度帝國只服務了少數人,可是審判把黑斯廷斯當作代罪羔羊,確保了這只是黑斯廷斯個人的醜聞,而不是帝國本身的醜聞。審判確保了英國人統治印度必須被課責。而且帝國主義必須持續,這是英國贖罪的方式,為了補償英國羞恥的過去,英國必須致力幫助印度進步。對英國人來說,放棄印度有罪惡感,統治印度也有罪惡感,英國的良心必須為了印度的道德進步而壯烈犧牲。這場審判成為帝國合理存在的倫理基礎。幫助英國人管理良心的仍然是歷史進步的啟蒙意識。
 
  在十九世紀初,英國人對印度的觀點開始轉變,醜聞從帝國轉移到印度殖民地身上。詹姆斯.彌爾(James Mill)的《英國印度的歷史》擁抱了啟蒙線性發展的社會路徑。是印度的專制主義讓它的野蠻文明停滯了,英國人抵達就是為了解救印度脫離野蠻。征服不再是帝國權威的正當性來源,取而代之的文明化的使命。英國人改革印度是為了贖罪、為了補償過去犯下的罪,這是英國人的道德義務。
 
  自由主義認為人性是普遍的,只要在法律、教育和自由市場的條件下,人就可以完全轉變。自由主義的目標要解放個人,將個人從宗教、政治和其他形式的專制主義解放出來,讓個人成為理性、一致和自主的自我。詹姆斯.彌爾試圖在印度直接推行符合自由主義標準的法律,但是他的兒子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主張野蠻社會還不能滿足這些法律和代議政府需要的條件。只要目的是為了進步,專制統治對野蠻社會來說仍是正當的統治模式。紀律是文明的主要特徵,但紀律要成為無意識的習慣需要長久的訓練和練習。因此印度需要被託管,英國必須盡責地、家父長主義地治理印度。神意不再是隱密的自然目的,英國的統治就是神意本身,給次等文明帶來進步的賜福。
 
  英國在第一次英國-阿富汗戰爭遭遇羞恥的慘敗,英國的復仇軍在一八四二年回到喀布爾,展開極恐怖的暴力報復,屠殺了好幾個村落。這帶來了英國社會普遍的震撼和譴責。這樣的暴力不符合自由主義的敘事。但是沒有關係,因為英國採取這種展示、奇觀和恐怖主義的暴力是為了保護他忠誠的印度子民。英國將暴力扭曲為英國為了印度進步做出的道德犧牲。英國人將他的靈魂抵押出去是為了保護他帶給印度進步的神聖計畫。我們再次遇到自由主義內建的悔罪良心,自由主義知情地以歷史進步之名參與了罪行。如果英國戰敗是上帝的報復,那麼復仇軍就是英國極大膽的主張:歷史而非上帝是人的終極審判。
 
  本書對英國帝國主義在不同階段面對的局勢和良心挑戰的分析極為豐富。我上面只能簡要地說明作者的核心論旨。十九世紀後半到一戰之間的帝國主義,帝國的行為只有變得更邪惡和墮落,英國人對於殖民地人民的觀點和態度也變得更失望、更殘酷。沙蒂婭也仔細討論了阿拉伯的勞倫斯對我們了解大英帝國的意義,有興趣的讀者千萬不可錯過。
 
  這本書涵蓋的知識非常廣博,哲學、歷史哲學、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交互穿插,但是有耐心的讀者不會空手而回。沙蒂婭幫助我們進一步釐清了這個困惑:為什麼這些對自己的道德良心認真的歐洲人,可以容忍如此明顯違背良心的帝國主義暴力和恐怖?她的解答也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二十世紀東亞以民族和文明之名發生的各種暴力和恐怖。法農要我們克服帝國主義暴力對身體和心理帶來的創傷,這趟療癒旅程需要被殖民者和殖民者重新承認彼此的人性。從了解帝國主義者蜿蜒的良心開始,本書是很重要的一步。
 

詳細資料

  • ISBN:9786263532052
  • 叢書系列:知識叢書
  • 規格:平裝 / 512頁 / 14.8 x 21 x 2.55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導言
 
歷史學家是說書人,是過往的看守人,是集體記憶的儲藏室,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富有想像力的解說人。我們用自己的方式來解釋當前,或理解過去,這些著作至關重要地塑造了「過往」是如何充盈在我們的「當下」之中的。除了這種有點莊嚴肅穆的角色之外,透過為例如反恐戰爭、槍枝管控、種族、學術領域中的女性、移民等議題提供資訊和討論觀點,歷史作品也有能力塑造我們的未來。然而,這些作品雖然和政策相關,但是它們常常是對當前的政治秩序提出批判的,政策制定者們則巴不得要將它們拋之於腦後。雖然我們也許在一個政策制定者們擁有完善的歷史資訊的世界中仍要緊繃著神經,但是歷史學家在公共辯論中更有力的角色可能是表現在與公眾進行的對話上,然後人民可以給他們選舉出來的代理人施加壓力。
 
然而,事情可能並不總是如此。在現代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歷史學家們並非是那些當權者的批評者,而是他們的教唆者;人們認為,歷史學科(舉例來說,就會比經濟學)更適合一個有政治野心的年輕人作為一個理想的學習專業。這就是在亞倫.班奈(Alan Bennett)在他二○○四年的獲獎劇作《歷史系男孩》(The History Boys)中所描繪和批判的文化。它的情節設定是在一九八○年代,在那時候,學習歷史被認為是一門研究偉人的科目,也是為胸懷大志,想成為大人物的年輕男孩的有益準備。正如英國歷史上的維多利亞時期(Victorian era, 1837-1901)有影響力的帝國主義歷史學家約翰.羅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的那句名言:「歷史是政治才能的學校」。
 
在亞倫.班奈的劇作中,這種文化尤其是一種英國人的文化(但不僅限於英國人)。自從西元十八世紀一直到非常晚近的時代,歷史學家在大英帝國的強權中是非常重要的建築師,他們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其他政策制定者的謀士。歷史學家的統治和英國帝國主義的時代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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