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動於「中」：當代中國的思想爭鳴與情感政治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以來，儘管中國已從無產階級革命轉向發展主義，有關毛澤東時代的文化與思想論爭，仍未平息。《情動於「中」：當代中國的思想爭鳴與情感政治》聚焦當代中國的思想鳴放與情動政治，追溯兩岸三地知識界近數十年來關於紅色遺產所展開的爭鳴，包括新啟蒙運動的起伏、左翼與自由派學人的激辯、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以及中國崛起所激發的「新天下主義」想像。藉著四篇專論，作者涂航回顧李澤厚、劉再復、余英時、陳映真、王安憶、劉小楓等知識分子和作家的心路歷程，討論有關「對證歷史」的辯論如何引發了迥異的感覺結構，進而揭示「主義」之爭背後的情感悸動，重塑我們對當代中國知識界思想分化的認知。

　　與傳統的觀念史研究不同，本書關注的問題是：情感如何參與「思想體系」的構築、影響各種「學理」的闡發、乃至塑造形形色色的「政治立場」？換言之，思想不只是綱舉目張的思辨過程，也牽涉思維主體的癡嗔與愛憎。全書以一九四九為「情動於『中』」開端，講述一段又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陳寅恪五○年代的「心史」寫作成為世紀末自由主義者的懷想對象；李澤厚歷盡文革創傷，力求從廢墟中重建美學價值、塑造情本體；陳映真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嚮往紅色天堂，終必須面對後革命時代的「左翼憂鬱」；劉小楓八十年代從基督神學找尋救贖，遍尋「拯救與逍遙」而不得後，發現殺伐果斷的「政治神學」才是他的歸宿……。這些學者作家的思想根植生命，原是有血有肉的。作者不僅意在描摹個人的歌哭與悲歡，更要觀察他們字裡行間所生的情感如何凝為一種信號，一種召喚與回應，引導讀者體會一個時代「思」與「信」與「感」的取捨。

專業推薦

　　《情動於「中」》從情感政治角度，勾勒當代中國思想版圖：啟蒙者從「罪」與「樂」重探現代人學與仁學譜系；自由主義者重讀陳寅恪的悲情以見證獨立與自由之必要；左翼作家藉由憂鬱敘事反思革命成敗是非；保守主義者結合政治與神學召喚深不可測的聖寵。這些線索相互鏈接，不僅著眼當代，而且回應了近三百年來情理之辨的大問題，在在可見此一課題的深度和廣度。——王德威（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

　　這本書是探究中國當代思想複雜圖景的力作。涂航以「情動」做為切入的分析範疇，深入討論了幾個代表人物的論述，展現出的是這個思想圖景的分歧與複雜，也顯示理性言說的驅動力和個人的情感記憶與生活經驗緊密相連而難以切割。作者揭示出當代中國在經歷改革開放之後，革命幽靈為什麼仍然徘徊不去，並為「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哉問提供了繼續追索的可能路徑。——丘慧芬（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教授）

　　本書試圖回答過去一個世紀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問題：何為（中國）革命？從陳獨秀到李澤厚的幾代仁人志士都以「感時憂國」情懷介入有關革命與啟蒙的思想論戰。九十年代以來海內外學界眾聲喧嘩，王德威、汪暉等學者心憂「未完成的啟蒙」議題，發掘革命的唯情向度以及「向下超越」的政治潛能。涂航承前啟後，通過細膩的文本分析討論近百年來激盪中國的各色「主義」如何同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現實發生碰撞，從而產生廣泛、持久的影響。——柏右銘 （華盛頓大學人文學學系洛克伍德講座教授‧電影與媒體研究系教授）
 

作者簡介

涂航

　　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思想與文學，中英論文散見於《思想雜誌》、《南方文壇》、Critical Inqui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MCLC等刊，另為《明報月刊》等雜誌撰寫文化時評。長於中國南方的九零後，先後求學於中山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哈佛大學。自小好讀閒書，酷愛小說，嘗試過創意寫作，未果，而後遊走於學術與生活之間，亦能怡然自得。

 

第一章「樂」與「罪」的隱秘對話

一、前言

1981年，李澤厚的《美的歷程》行世，隨即在校園和文化界掀起一陣「美學熱」。李著以迷人的筆觸描繪了中華文明起源之初的諸多美學意象：從遠古圖騰的「龍飛鳳舞」，到殷商青銅藝術中的抽象紋飾，再到百家爭鳴時期的理性與抒情，這幅綿長的歷史畫卷如暖流般撫慰著飽受創傷與離亂之苦的莘莘學子的心靈。李澤厚早先以其獨樹一幟的「回到康德」論述著稱，然而啟蒙思辨不僅關乎繁複的哲學論證，也得負起終極價值的使命。康德人性論的提綱掣領背後，是幾代中國美學家的關於審美與宗教的深思與求索。五四運動之初，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首倡用美學陶冶性靈以代宗教教化之說。相形之下，李著異彩紛呈的美學意象背後，隱約流動著其對儒學情感倫理學的重新闡釋。在李澤厚隨後描繪的「由巫到禮，釋禮歸仁」的儒學情理結構中，先秦儒學以此世之情為本體，孕育了與西方救贖文化截然不同的「樂感文化」。這種既具有民族本位主義又內含終極價值維度的審美主義試圖為文化轉型時期的中國提供一種安身立命的根基。

八十年代的啟蒙運動以美學的朦朧想像，重新啟動了五四時期的美育論，以感性詩意的方式呼喚文化和政治新命。面對新的政治想像，批評家劉再復以「文化反思」為出發點，將李著的啟蒙理念闡釋為一種高揚「文學主體」與「人性」的文藝理論，為重思現代中國文學打開了一個嶄新的視野。然而劉說並非僅僅局限於簡單的控訴暴政和直覺式的人道主義，更旨在叩問已發生的歷史浩劫中「我個人的道德責任」。換言之，文化反思並非以高揚個人主義為旨，而必須審判晦暗不明的個體在政治暴力中的共謀。受巴金《隨想錄》之啟發，劉再復以「懺悔」與「審判」為線索反思中國文學中罪感的缺失。劉著受到西洋啟示宗教的原罪意識啟發，卻並非意在推崇一種新的信仰體系。他希望另闢蹊徑，思考文學如何對證歷史，傷悼死者，追尋一種詩學的正義。罪感文學實質上是一種懺悔的倫理行為，通過勾勒靈魂深處的掙扎和彷徨來反思劫後餘生之後生者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