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面對萬物的不確定，我們需要理性決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研究所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沈永正

　　蹚渾水的理由？當我剛接受大是文化的邀請，為本書撰寫序文的時候，書名就引起了我的好奇。是什麼渾水？為什麼要討論要不要蹚渾水？

　　當我接著讀下去後才了解，這是一本談決策的書。

　　講得再清楚一點，這是一本談理性決策的書。

　　決策行為在許多學術領域，都是核心研究議題，包括經濟學、心理學、作業研究（Operation Research）等。其中基本的研究動機，是希望了解人在決策時的機制以及偏誤，並設計出讓人們能做出更佳決策的輔助機制。

　　在行為決策的研究中，通常重視兩個影響決策品質與結果的變數，一個是外在的決策環境，另一個是決策者內在的特質。例如，在一項投資決策中，影響決策品質及結果的因素，包括投資標的增值潛力的不確定性、金融環境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投資者本身的情緒變動，以及投資者的人格特質，對於風險的承受能力等，這些都是影響投資結果的變數。

　　在這些變數中，投資標的與金融環境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屬於外在的因素；而投資者本身的人格特質、情緒，以及風險承受力，則屬於內在環境的因素。透過這些因素彼此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便決定了投資決策的品質，以及投資決策的結果。

　　白宮、華爾街的關鍵決策，淬煉成魯賓寶貴的經驗

　　在這本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的回憶錄中，他以自己多年來的工作與生活經驗，提出理性決策的原則。魯賓曾任高盛投資銀行（Goldman Sachs）的董事長，並在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時期擔任美國財政部長。本書是他長期在重要職務上做出關鍵決策的過往，集結而成的寶貴經驗談。

　　本書主題聚焦在如何做出理性的決策、增進決策過程的品質，以及決策結果的效益。以本書架構而言，可以用上一段所區分的決策外在環境與內在環境作為主題的綱領。

　　一開始，魯賓就強調決策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風險對於決策可能產生的影響，也提到個人情緒在面臨重大決策時會如何影響局面，並造成偏誤，由此導出──紀律在理性決策中的重要性。魯賓強調在面臨重大決策時，深思熟慮所有可能的結果與風險發生的機率，才能做出好的決策。

　　以上所述的內容，是針對決策的外在環境，討論理性決策的重要性，以及做理性決策時需要考慮的外在環境挑戰，與需要克服的困難。

　　接著，魯賓討論了管理者的人格特質對決策以及組織效能的影響。成功的管理與成功的人生，除了運氣很重要之外，永不放棄的努力、清晰的頭腦與判斷力、求知若渴的態度、忠於自我、培養溝通的能力，都是管理者作出成功決策必要的條件。

　　在管理者的人格特質方面，則需要去除意識形態標籤、接納和自己不同的意見，並在適當的時機做出適當的妥協，這些都是內在決策環境對理性決策的影響。

　　在討論理性決策時，魯賓也強調目標導向決策的重要性。唯有時時檢視目前的行動與最終目標間的關係，才能專注於集中資源以達成目標。此外，魯賓也強調分辨決策過程與結果的不同。決策的訓練重點，在於增進決策過程的品質；而對於決策的結果而言，因為牽涉到許多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性及風險，很難保證好的決策過程一定會導致好的結果。理性決策的關鍵，在於理性的決策過程。長期而言，理性的決策過程，也將能提升決策的整體品質。

　　如上所述，理性的決策同時受到外在與內在決策環境的影響，而魯賓提出的原則，則能增進決策的整體品質。

　　理性決策的價值──全人類的命運，都仰賴於此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面臨各式各樣的決策，有些日常決策可能無足輕重，有些卻影響深遠。同時，不只個人的決策需要理性的判斷，團體的決策更牽涉到許多公眾利益，理性的判斷更為重要。

　　近年來的國際情勢，正面臨可能自二戰以來最劇烈的變化。新冠病毒的大規模傳染，似乎預示著人類將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中美競爭、俄烏戰爭，乃至於臺海危機，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與軍事，逐漸進入另一個不確定性越來越高的時代。

　　雪上加霜的是，除了公共衛生和國際關係問題外，全球暖化導致的氣候異常，連帶使得野火、地震、火山運動與暴雨水災等頻仍發生，使得聯合國祕書長安東尼歐．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稱全球暖化的時代已然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沸騰（Global boiling）的時代。科學家認為2023年7月，已創下地球十二萬年來最炎熱的單月紀錄。在這些多重因素的複雜交互作用中，人類社會的未來似乎更加的不確定了。

　　然而，在處理這些高度複雜的議題時，更仰賴決策者做出理性的決策。無論是政治、金融、軍事、公共衛生，還是氣候變遷議題，都需要決策者做出一連串重要的決策，以有效解決問題。

　　正如魯賓在書中強調的，理性客觀的決策，要求決策者考慮眾多的影響因素，決策環境的不確定性與風險，以及各個選項可能導致的結果，來設定最佳的決策方案。此外，決策者本身的個人特質，也可能影響其所採取的決策。例如團體決策的模式，將更有機會消弭個別決策者特質對決策的影響。

　　因此，魯賓在書中所提到的決策原則，在這個日趨動盪的大時代中，更能凸顯其時代的意義與價值。這是一本從管理階層到升斗小民，都值得細細品讀的作品。相信透過魯賓分享的人生觀點，讀者將能從不同的角度，結合自己的經驗，從中獲得非凡的益處。

引言

我的一生，都在成本與效益間權衡

　　自從我從事行銷、商業、政府與政治活動以來，已經過了50年。多虧了各種因素（包括不少的運氣），我得以認識當代許多令人矚目的重要人物、並與他們共事。那些年，我參與過的決策，已經影響了數百萬人，有時甚至是數億人。

　　如今，當人們問我，是什麼知識足以讓我為這種生活做好準備，他們往往以為我會回答一門財務、經濟或政治科學課程。

　　但其實我在大學修過的課程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哲學導論。

　　那門課的教授名叫拉斐爾‧德摩斯。我對他仍記憶猶新：一頭白髮、身材矮小的和藹男性，他總是站在講臺上，用一個倒過來的廢紙簍當作講桌，對整間教室裡求知若渴的學生講課。

　　這世界唯一確定的事：所有事都不確定

　　讓我們回到整件事的一年前，也就是1956年，彼時我來到哈佛大學就讀，學業上的種種真令我應接不暇。我的同學們都從嚴格的私立學校畢業，但我是佛羅里達一間公立學校畢業的，當時的父母鮮少會送小孩去北方的名校就讀。不過，在學業成績不如許多同學的情況下進哈佛念書，其實是有好處的，它迫使我思考許多從來沒考慮過的事。而且，我剛開始修哲學這門課的時候，更是被激烈的挑戰關於這個世界的各種假設。

　　德摩斯身為哈佛自然宗教、道德哲學、公民政體教授，是一位古典學者。我們在課堂上讀了柏拉圖（Plato）與其他許多偉大的哲學家作品，但我漸漸發現，德摩斯教授不只是在傳授書籍或專著的內容，而是在教我們如何思考「思想」這件事。我開始認為他的潛在目標（整個課程的主題）主要是想向學生展示一件事：沒有任何事情是可以用絕對的觀念去證實的。他帶著我們從偉大思想家的觀點，看過一個接一個的主張，讓我們知道，我們不可能斬釘截鐵的證明這些論點。

　　這種對於「不確定性」的定義，是我從來沒想過的。我當然知道那種不確定該做什麼事的感覺；我也知道地緣政治條件和個人情境可以不確定性來形容。但我從沒真正思考過「每件事都不確定」的可能性──預測、結果或主張都有各種程度的機率，但它永遠都不會是百分之百。我發現，這正是德摩斯教授課程的最大重點。

　　你可能會覺得德摩斯教授的觀點──「沒有事情能夠被絕對證明」有些憤世嫉俗或虛無主義的味道。但其實剛好相反，他就跟他研究的哲學家一樣，善用機會，試著把事情弄清楚。他告訴我們，藉由批判性思考，我們就能在充滿挑戰的世界中走出一條路，同時完全擁抱它的複雜度。

　　老傢伙憶當年，卻成為《紐約時報》網站史上最受歡迎文章

　　我的人生中已有數次，在寫作時都參考了德摩斯教授的說法。但在2018年，我大學畢業58年後，我坐下來寫了一篇散文，專門談論到這門課對我的人生產生的影響有多麼深刻。

　　我覺得這篇文章應該不會太冗長，而且老實說，感興趣的人也不會太多。畢竟它不是在談公共政策、財經或其他我常書寫的議題。當我決定發表文章的時候，我最先想到的是投稿給《哈佛緋紅報》（Harvard Crimson），這是份由學生經營的刊物，其辦公室與我第一次上德摩斯教授課程的教室距離不遠。

　　我的朋友德魯‧福斯特（Drew Faust），當時的哈佛校長，鼓勵我嘗試觸及更多讀者，但我很懷疑這麼做的成效。我並不認為有任何報紙會刊登這篇文章，或者有多少人在乎它。所以當《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來信表示他們會刊登時，我真的受寵若驚。

　　然而，文章刊登後發生的事情更是令我驚訝。我的散文成為截至目前為止，閱讀次數最多的社論對頁版文章。它至今依舊是《紐約時報》網站史上最受歡迎的文章，而且不僅限於評論專欄分類，這篇文章贏過了該網站上所有的報導。我因此收到的信件回覆，遠比我之前任何一篇文章都多了好幾倍。

　　我得承認，我平常談的主題（如刑事司法改革的經濟學、保留子女稅收抵免的重要性、財政與貨幣政策等）對大眾而言沒什麼吸引力。但我沒想到的是，某個老先生回憶他最喜歡的大學課程的文章──那時甚至還是艾森豪總統的時代（Dwight D. Eisenhower，1953～1961年任美國總統），居然會有這麼多人想看。

　　接下來的日子裡，該文的迴響令我十分滿足，而且，我非常高興有這麼多讀者覺得它很實用、或者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但我也很好奇。為什麼這些沒聽說過拉斐爾‧德摩斯課程的人們（更別說上過他的課了），會有如此反應？

　　我最後得出一個結論：雖然我表面上寫的是在我生涯的某個時刻，由某位教授為我上過的一門課，但我事實上也在探討一個問題，無論是在從政期間或私人生活，它都是我人生與職涯的思考重心。那就是──在這個複雜度與不確定性極高的世界中，一個人該怎麼盡可能深入理解手上的議題、並做出最佳決策，尤其在那些風險極高的時候？

　　數十年來，我已經用各種方式面對過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卸任美國財政部長後不久寫的第一本書，其書名要叫做《不確定的世界》（In an Uncertain World）。但真相是，與那本書問世的2003年相比，如今的世界更加的不確定。

　　這並不是在說，我們過去20年來，在各種重要方面都沒有巨大的進步。全球有數千萬人已經脫離貧窮；各式各樣劃時代的新科技已重塑了我們的生活與工作方式；藥物對於肝炎與愛滋病等疾病的治療已取得重大進展，而且在新冠肺炎爆發後不到一年，人類就已經研發出疫苗。這些都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

　　我們也見證了重要的文化發展。在我的生涯大部分時間中，許多有才華的人都因為不是白人男性，而失去了大展身手的機會。我們仍須好好努力改變這個情況──而這將是複雜的挑戰。不過近數十年來，我們已有了真正的進步，讓更多人有機會一展長才，不論他／她的性別、性傾向、種族或民族。這對於我們整個社會、以及我們的經濟來說，都至關重要。

　　儘管我們有了真正的進步，仍有一種普遍的感覺是，我們社會的基礎比以往都更不穩定。雖然美國近年來已有一些顯著的立法成就，但政治面的動盪與失能，不但沒有改善，反而還更加惡化。二十一世紀，我們已遭受一連串的打擊：我這輩子遇過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顛覆社會各個方面的全球流行疾病；美國國會大廈遭受攻擊，因為某人企圖擾亂並阻止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的認證；歐洲發生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秩序很可能將因此瓦解。

　　與此同時，雖然全球化與科技發展在各方面都使消費者與生產者受益，但它們也威脅到工作機會與平均薪資。在美國與世界各地，許多人的收入都在衰退，收入不均的現象正在擴大。美國的民主政治，無論在國內外都面臨空前的威脅。氣候變遷的影響早已病入膏肓，而且很有可能在短期與中期的未來內更加惡化，長期下來極可能威脅到許多生命。而讓新冠肺炎傳遍世界的條件，很可能將導致全新的全球流行病，我們甚至依舊能感受到前者帶來的影響……再講下去就講不完了。

　　我所屬的團隊應付過許多巨大的挑戰，不論在白宮、高盛銀行（Goldman Sachs）、花旗銀行（Citibank）、美國財政部或其他地方。但我相信我的兒女與孫子女那一代所面臨的威脅，將會比我這一代複雜得多（也嚴重得多）。與此同時，在我的時代，可以幫忙處理那些威脅的國內與跨國政治體系，將在他們得時代變得更加失能。我們的世界一直都不確定，但現在又比以前更加不確定。

　　或許最令人擔心的是，現今有許多年輕人，已經不記得以前曾有一段時光，那時的和平與繁榮是如此堅若磐石。在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1993～2001年任美國總統）執政期間，美國經濟體獲得了2,250萬個工作機會；貧窮人口減少了700萬人；美國人民無論處於何種經濟狀況，收入都有所成長，其中又以收入最低的20%人口收入成長比例最大；29年來，聯邦政府首次在年底盈餘，而不是虧損。這一切都是由美國與其他民主政體所領導的國際制度撐起，而它似乎還有龐大的能耐，讓世界各地都更加穩定。

　　1999年2月，我卸任的幾個月之前，根據蓋洛普民調（Gallup），有71%的美國人對國家現況感到滿意──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如今真是難以想像（在我寫這本書時，只剩21%）。

　　陳年議題再次引起爭論，挺好的

　　根據我的經驗，當局勢一帆風順，政府官員獲得的名聲往往都會過譽。但我也知道，我們在1990年代共享的成功，是明智的決策所導致的。我很擔心在全球發生巨大變化、動盪，與危機的此刻，在我們蹣跚的度過一個又一個劫難後，許多美國人都無法回想起經濟繁榮、民眾對國家未來普遍樂觀的時期。

　　也因為這樣，我並不意外那些曾被蓋棺論定的爭議，現在又被拉上了檯面：民主政體是最佳的政體嗎？它會長久、持續的存在嗎？資本主義有用嗎？它能同時刺激經濟成長，與讓我們普遍保有足夠的生活水平嗎？商業在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自由表達與公開交換看法有多麼重要？政府負債是個問題嗎？我在二十一世紀到來之際離開美國財政部，當時來自全球、橫跨整個政治光譜的領袖們，都認為自己已回答了這些問題，但如今，舊的爭議又再度爆發。

　　我這個世代的人，或許會覺得曾經平息的爭議重新成為焦點，並不是一件好事。但我並不這麼認為。我總是相信，達到明智結論的最佳方式，就是自由交換彼此的看法；而當有人提出一個你強烈不同意的想法，最好的做法就是試著了解他們為什麼這麼想。

　　多虧了與許多意見不合的人促膝長談，我的思維在過去20年來有了顯著的改變。比方說，我曾經認為只要所有社會部門都經歷到經濟成長，那麼收入不均本身就不會是個威脅。但我現在認為，收入不均即使伴隨著大規模的成長，對我們的社會依舊有負面的效果。另一個例子則是氣候變遷。我很早以前就覺得它是嚴重的問題，但後來才知道它的急迫性與嚴重程度足以攸關人類存亡。隨著我的看法改變，我就能夠以20年前無法想像的角度，來探討這些與其他的議題。

　　不過在其他情況下，我的觀點依舊沒變。最近越來越多人深信預算赤字並不嚴重，但我則持相反的看法。而且雖然右翼人士重視經濟成長，左翼人士重視整體生活水平與縮小貧富差距，我還是認為這些優先事項是互相依存的。最後，雖然我一輩子都是民主黨員，而且我大致上認同本黨大方向的政策目標（藉由對富裕的個人或公司增稅，替公共計畫募資；對抗氣候變遷；擴大社會安全網等），但我也不會無條件支持那些為達成目標不擇手段的解決方案。

　　但無論最終人們會得出什麼結論，我還是認為重新探討那些舊有的重大議題是件好事，尤其當時光流逝、局勢改變之時。我一直都很贊同挑戰假設與質疑各種立場──即使當那些被質疑的立場存在已久。這在面臨巨大危機的此時此刻又尤其正確，如果我們要應付現今觀念上的巨大衝突，並且挺身面對挑戰，就必須具備真誠開放的心態、嚴肅的目標，以及正直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