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柏林》自序
撒野之後,寫故事
一九九九年夏天,我第一次來柏林。當時我失戀了,窩在師大路的雅房裡,不肯出門。好友臺美光買便當來找我,聽我說失戀故事,她說:「暑假出去走走吧。」Esther拉我出門,去師大校園的操場散步,一圈又一圈,青春原地繞著,她也說:「去旅行吧。」暑假來臨前,我得到了某個文學獎,獎金剛好夠買一張機票,我決定出走。去哪?我當時反覆聽著一張柏林樂團Rosenstolz的CD,歌曲裡的德文歌詞我一句都不懂,但女主唱的煙嗓總讓我想哭。買機票的時候,我在電話上跟客服小姐說:「那,就一張台北、柏林來回機票吧。」
我當時是個迷惘文青,愛劇場,讀蘇珊‧桑塔格,在師大報名了法文班,房間牆上貼著波蘭電影海報,在雜貨店買完生活用品會提著抽取式衛生紙、沐浴乳在如今已經被時光吞掉的政大書城裡貪讀文學。其實當時我不憂鬱,但身體不自由,心靈無方向,胡亂讀書,總是用大笑掩飾恐懼。
我一到柏林,馬上就發現這是文青撒野好所在。
第一晚,我直奔劇場,德語劇場導演愛在舞台上噴血、讓演員全裸嘶吼,舞台上一個演員拿真刀恫嚇,血腥劇場把我的時差都嚇醒了。坐我旁邊的女孩,邀我去派對,我跟著進入了一個被塗鴉佔領的破爛公寓,那晚,我跟許多劇場演員、小說家、詩人聊天。陌生人問我:「你呢?你在做什麼?」我說:「我寫作,演很差勁的戲。」陌生人完全沒有以「經濟」來幫我找人生位置,只說:「那你來對地方了。柏林,到處都是差勁的演員,還有不會拼字的作家。但大家都好可愛。」
在台北,我的「志業」得到的反應通常是:「那你怎麼活?」「你們文青寫的東西賣給鬼看啊。」「演舞台劇沒薪水拿吧?」
那個柏林夏天,我的假期就是在劇場、柏林愛樂、銳舞派對、文學朗讀會裡度過。熱愛藝文的我,在柏林看到了許多文化人努力創作的姿態,那不是用貨幣可度量的付出,那就只是追求「美」的絕對熱情。離開柏林前,我在萬湖(Wannsee)湖畔野餐,陽光好,身邊的男女老少全都一絲不掛,我也突然發現泳褲的布料原來是彆扭,於是把褲子留給草地,奔往水裡噗通一跳,湖水柔軟地緊貼肌膚,自由的身體,原來如此清涼。失戀?我到柏林第一天其實就忘了這件事,這城市有撞擊人的力道,我站在柏林圍牆前,聽著為了翻牆追自由的死難故事,我自以為是的小悲傷,就自動瓦解了。
回到台灣後,我開始書寫這個夏天,在柏林看的音樂劇觀後感在表演藝術雜誌刊出,我努力以柏林為主題寫散文小說,妄想眾多文學獎的獎金可以讓我再度重訪柏林。
幾年後,我竟然就真的搬到柏林。
在柏林,我領了一張德國聯邦記者證,開始採訪的工作。我持續不斷地在自由副刊、聯合副刊、表演藝術雜誌、國語日報、文訊、印刻文學生活誌等寫柏林。我生活著,學習著,愛著。漸漸地,當年那個瘦弱文青,在柏林加載了十公斤歲月人肉鉛塊,在異鄉生活的磨練下,變得樂觀豁達,笑的時候很真心,在街上騎腳踏車時敢旁若無人地大聲唱歌,聽到節奏隨時可起舞,在地鐵裡看到醉漢當場脫褲尿尿,也能跟柏林人一起無聲觀看,靜靜地移動到別的車廂。
幾年前在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九歌出版社的總編輯陳素芳跟我說:「我有讀你在聯合副刊上寫的『城市角落:柏林』專欄,太短了啦,每一篇五百字,有沒有可能,寫更多?」
終於,那個口頭的文字邀請,成為今日的《叛逆柏林》。我傾聽柏林,書裡所有的人事物,都感動了我,我於是用文字寫下這些真實。柏林任我撒野,也給我空間,讓我安靜書寫。我眼中的柏林,狂放不做作,窮酸卻性感,新世紀的自信與歷史的傷痕交錯成獨特的城市織錦。當今的柏林,經濟履歷上還有赤字,市政府仍處於破產狀態,許多人靠著微薄的失業救濟金,勉強活著。但這裡的人文風景卻煥發蓬勃,藝術家、作家、電影人在此聚集,城市在與經濟數字搏鬥的同時,藝文工作者在這裡完成了許多動人的作品。
這是,柏林的掙脫術。歷史的繩索曾經牢牢套住這城市,但柏林的反叛精神沒有被摧毀,城市從廢墟裡重生,推倒了切割人民的冰冷圍牆,逃脫過往的陰霾,這是全新的柏林。
全書交稿後,我去參加柏林的龍舟大賽,但因有約提早離開。當天晚上,台灣龍舟代表隊打電話來跟我說:「你才走不到五分鐘,BSR的人就來找你啦。他們託付我一袋禮物,要我轉交給你。」去年此時,我在這個湖畔看到「柏林城市清潔」公司(BSR)所組成的龍舟代表隊,在國語日報的專欄上寫下〈橘色打掃龍〉這篇文章。刊出後,我把文章大意與報紙寄給「柏林城市清潔」公司,想不到,他們把我的文章放進了公司內部的刊物裡,而且龍舟代表隊帶著禮物,在今年的龍舟大賽現場尋找我的蹤影。他們問:「那位台灣來的作者呢?」
隔天,我輾轉收到了禮物。帽子、腰包、鑰匙圈,全都是「柏林城市清潔」的紀念品。我戴上帽子,翻閱他們的公司刊物,眼熱。雖然我們完全沒直接碰面聊天,但對我來說,他們就是說故事的人,我的筆是耳朵,我只是個愛聽故事的大孩子。該感謝的人是我,這些人,這座城市,把他們的故事囑咐給我,我只怕自己的文字力道不夠,對不起這些動人的故事。
是我,我在這裡,我就是那位台灣來的作者。這是我寫的書。書寫,就是我能給的,最真心的感謝。
《柏林繼續叛逆》自序
叛逆不孤單
為何繼續?
二○一一年十二月,《叛逆柏林》出版之後,我在柏林多次巧遇台灣來的讀者。
第一次遇見讀者,是柏林文化嘉年華,一個大男孩跑來問我:「請問你是陳思宏嗎?」他讀了我的書,就來了。我們在嘉年華裡合照,男孩說他剛剛到柏林,想不到,就遇見我了。
機場巴士,一位女孩從背包拿出《叛逆柏林》,公車搖晃,我在書頁上簽下潦草。
地鐵月台,幾位背包客拍拍我的肩膀,從背包底層挖出翻爛的《叛逆柏林》。他們拿著我的書去找廢墟,正準備出發去拜訪集中營。
歌劇院門口,一位上年紀的女士對我微笑,中場休息,她前來致意:「怕打擾你,但還是想跟你說,讀你的書很愉快」。
最奇怪的地方是餐廳男廁,靦腆的男孩問:「請問,我可以跟你合照嗎?我喜歡你的書。」我們用手機自拍合照,背後有人正在小解。
有許多讀者寫信來,一位讀者讓我印象特別深刻:「謝謝你的書寫。我嫁來柏林一年了,一直不太敢出門。讀完你的書,我決定也出門找我的叛逆。」
書寫者以文字召集,讀者以不同的方式回應,各自反骨。雖然這樣的叛逆不是暢銷壯大臉書五萬人按讚,但對我來說,這一點都不冷清。
原來,我不孤單。
兩年過去了,柏林還依然叛逆嗎?
這兩年來,柏林面臨了許多變化。柏林的勁道不是金融或工業,而是繽紛頑強的文化實力,主流沒有全面勝利,非主流總能找到土壤生長,枝葉茂盛。但是這兩年來,都更海嘯造訪,紳士化擴張,房價房租飛漲,城市表皮開始改變,新建的高級公寓迅速售罄。皺皮可以拉提,刺青可以雷射,但外表下的皮肉骨骼血液精神靈魂呢?柏林圍牆是否成了遙遠模糊的過往煙塵?戰爭的傷痕是否只停留在教科書裡?納粹的幽魂已經消逝了嗎?作家藝術家還有力氣造反嗎?偏見呢?歧視呢?平民百姓如何面對歷史創傷?是否,叛逆已成前塵,此刻修文偃武,昇平無妖虐,塗鴉被洗去,多元族裔皆安撫,歌舞資本,抗爭休止?
還好,還好,叛逆依然繼續,叛逆未完。
這本書承接《叛逆柏林》,我不寫光鮮亮麗、淺白政宣、貴婦士紳、觀光指南、美食購物,驅動文字的,是小人物的生存掙扎與歷史地景。我寫歷史、生死、教育、族裔、性別、藝術,持續關注城市歷史汙垢與邊緣地帶,邀請人道入文字。觀光書裡從來不缺光潔亮麗的柏林圖片,但真正激發我興趣的,是所謂底層的、骯髒的、低下的、邊緣的。貼著地生活的人,奮力匍匐,雙臂與地面摩擦出強大的故事火花。最平凡的,其實,往往最多情。
是的,底層很多情,無需華麗修飾,於是少了官腔虛偽,話語裡多了粗礫真摯。我聆聽,寫下這些感動我的故事。這本書裡的每個叛逆故事,都渴求、珍惜自由,並且,充滿了愛。
這本書,寫給叛逆的讀者。特別是在文化嘉年華裡跟我打招呼的男孩,當我正在猶豫要不要繼續以書的規模書寫柏林時,我再度在柏林的日本餐廳裡巧遇他。當時,我和三位台灣朋友聚餐,服務生忽然送上四瓶我們根本沒點的啤酒,說是隔壁桌送的。我們從沒被陌生人請喝酒,完全不知如何反應,沒起身去致意感謝,不敢回頭看隔壁桌,竟然就只是尷尬地喝免費啤酒。隔壁桌起身過來致意,原來,是嘉年華裡的那個男孩,臉上多了大鬍子。我用視線撥開鬍子,認出那和善的眼神。
一年多前,我在那雙眼睛裡看到了些許恐懼與遲疑,再度相遇,他多了自信與從容。我沒多問,但我猜想,他在柏林實踐了叛逆。
在三百萬人口的柏林市,我們巧遇了兩次。
啤酒喝光光,我當時在心裡下了決定。繼續吧。
因為叛逆可延續,書寫有回音,我真的不孤單。
我們在柏林,跟城市一起,繼續叛逆。不管你在哪裡,不一定要來柏林,但請接受我的文字邀約,啟程,一起叛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