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的理由：混亂時代中再思復活節的意義

導言
 
焦慮的新時代
 
在二○二○年新冠病毒COVID-19 大流行及餘波蕩漾以前，西方世界的希望危機早就開始持續擴大了。
 
至少兩個世紀之久，西方文化之所以充滿希望的動能，一直是受進步史觀影響，亦即相信人類會不斷進步，終將打造出一個更安全、繁榮而自由的世界。一言以蔽之，每一代的人都會過得比上一代好，這個信念還滿強的，算是歐洲啟蒙運動的遺澤之一，許多啟蒙運動人物都預言，只要擺脫過去的迷信，人類必將以理性、獨創性和科學，為自己迎來更美好的未來。
 
但進入二十世紀後，一九四七年，奧登（W. H. Auden）出版他的長詩《焦慮年代》（The Age of Anxiety），書裡有四個人物，坐在曼哈頓的酒吧聊彼此的生活，聊人生。它雖榮獲普立茲詩歌獎，但是把它從頭到尾讀完的人應該很少，抓住大家注意力的，是一語道破文化氛圍的書名。當時他們的世界在不到四十年之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一場流行病，還有大蕭條，再加上後來持續數十年，西方與共產國家之間的冷戰與核武競賽。
 
然而，一九八九年冷戰終於結束以後，人類將不斷進步的這個舊信念出現死灰復燃之勢，甚至有人宣稱「歷史終結」，意思是幾個大意識型態—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西方民主制度—之間的殊死鬥爭終於結束，對戰火延燒全世界的恐懼隨之消散，緊接著全球化的油門一催，國際資本主義高速前進，許多經濟體貌似欣欣向榮。焦慮年代過去了；啟蒙運動早期的樂觀主義好像回來了，五成以上的人認為這一代孩子長大後，會比父母那一輩過得更好。
 
為這種樂觀主義提供經驗觀察的，是一位哈佛大學教授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他收集各項數據綜合後，主張全世界目前的暴力、戰爭和貧窮都減少了，同時人的壽命延長，健康照護也在持續改進，他把這些全寫進《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以及《再啟蒙的年代》這兩本書中。
 
平克尚且侷限在憑經驗衡量舒適度與安全性，但有一位更語出驚人，他就是二○一七年暢銷巨著《人類大命運》的作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rai）。他主張古時候人類之所以轉向上帝或其他神明，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無法掌控所生存的世界，但如今我們能掌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