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筆下世界

 

 

　　與楊興安博士相識已逾十個寒暑。源於香港作家聯會之聚會，詩人秀實力邀出席香港小說學會之活動，介紹了榮譽會長楊博士給我認識，彼此交換名片。時光匆匆，轉眼接近春秋十載。然而，與楊博士的首次同席晚飯，卻是幾年後的機緣巧合。朋友艾德雲與我出席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先生假港島會所舉辦的私人宴會，楊博士亦在席上。之後，不時在香江不同的文化場合遇上楊博士，也日漸熟識。

 

　　相識久後，得知楊興安博士本科及碩士畢業於澳門大學，並於中山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師承羅慷烈教授，古文根基深厚。據悉，他十歲多開始學古典文學，從《古文評注》開始打下根基。他說：「古文根基好，使我一生受益。」二十歲時，他買下全套《資治通鑒》來細讀，因為唐朝是中國史上最輝煌的時代而有點偏愛唐史。近年，楊博士愛閱讀明史，自云：「原本不喜歡明史黑暗，但故事發人深省。」他極力推介明成祖朱棣（一三六○—一四二四）、張居正（一五二五—一五八二）等人的故事，認為讀者可從歷史故事中鑒古知今，對有志從政或從事管理之士大有裨益。

 

 

　　楊博士活躍於文化界，以筆力見稱；文章常見於《灼見名家》及各大刊物之專欄，盡顯深厚的古文根基。楊博士古文根基深厚，文采斐然，若要以數字評價楊興安博士，可以「香江第一文膽」稱之。為何如此說？他深得香港各界賞識，故成為商界、政界及文化界領軍人物的文膽，也是唯一能跨越此三大界別的文人。楊博士最早聞名於香港政商界，始於他曾擔任香港首富李嘉誠之文膽——擔任長江實業集團中文秘書逾六年之久。長實主席李嘉誠之演辭、集團之重要書信往來、文書公告，皆由他親自操刀。二○○一年香港第一屆特首董建華競逐連任，曾聘請他為各方書信及文稿把關，可謂特首之文膽。是年特首亦順利連任。然而，楊興安博士最為人所熟悉的，是他年輕時擔任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人稱「查大俠」查良鏞的秘書。

 

　　金庸創辦香港享譽的中文報章《明報》，楊博士是社長辦公室的行政秘書，深得賞識與重用；而他對金庸武俠小說的瞭解超越常人，他不僅細閱各部武俠名著，更知道金庸對各小說人物及情節的看法。為此，他是探討金庸武俠小說的最佳人選之一。

 

 

　　楊興安博士名傳香港文教界，因其散文曾被選為中學課文，又獲各大集團邀請教授員工應用文、商用中文等課程。然而，楊博士是書香世家，卻非人人知曉。一次談起近代歷史，他說起鮮為人知的歷史時，才偶然透露一點：「我堂伯父是興中會首任會長，與孫中山相熟。」想不到，原來他是晚清著名文士楊衢雲的堂侄。楊衢雲祖籍福建海澄（今廈門市海滄區霞陽村），一八九○年創立輔仁文社，與孫中山的興中會合併後，即獲選為首任會長。一八九五年，楊衢雲策劃廣州起義推翻清政府，因事情洩露而被逼流亡海外。一九○○年，楊衢雲辭去興中會會長一職，由孫中山接手。翌年，清政府派槍手行刺隱居香港的楊衢雲，使之受傷失救而卒於一九○一年一月十一日。香港特區政府為表彰楊衢雲為人民捐軀的奉獻精神，特於其墓旁立碑闡述其生平事跡。楊博士有時會感慨：「倘若廣州起義成功，堂伯父該是民國第一任總統。」楊博士於二○○九年創作舞台劇《無名碑》講述伯父的故事，並由致群劇社作多場公演。楊博士很少提及自己的家世，我也是認識他久了才知道一點，十分欽佩他的謙卑與處事的低調。

 

　　

　　即使楊博士廣為文化界認識，他還是平易近人、謙虛有禮，視晚輩為朋友。他的品格贏得朋友的敬重，其文章贏得讀者的青睞，《金庸筆下世界》仔細分析了金庸十四部小說的人物與情節，如「癡情秀才余魚同」、「東方不敗愛繡花」、「宋青書枉出名門」等等，令人目不暇給。又如「誰是大英雄」娓娓道來，如數家珍；作者分析仔細，獨到深入。年輕人更可從中學習其簡潔的筆法，用字遣詞的精準。楊博士的剖析乃依據小說中的描述，以情節佐證，不但讓讀者看到人物的立體面貌，還揭示人物的內心、個性與品格，金庸小說迷必定產生不同程度的共鳴。

 

　　由於筆者喜歡研究古代的美人，特別為書中一章題為〈黃蓉嬌俏與小昭情深〉所吸引。楊博士在章中談及金庸筆下的美女，更列舉了眾多女性角色中的十大美人，又推論出哪一位女角最可愛。楊博士認為美麗而能幹的女子，不及美麗而溫順的女子。溫順美麗而對愛人死心塌地的女子，是最可愛的女子。為此，楊博士選出《倚天屠龍記》的小昭作為眾多女角之冠。楊博士既透析了金庸的審美觀點，亦揭示了自己作為男性的審美喜好。事實上，從傳統的審美觀點而言，多數男性也會希望自己的妻子溫婉賢淑，此與男性的傳統心理，以及他們在男女兩性之間的定位，可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細閱楊興安博士的文章，讀者一方面可以走進金庸的世界，觀其創造的磅礴武林世界，一方面可以回味小說中精彩及富趣味性的部分，重新審視其價值。與此同時，聰明的讀者更可通過文章對香港第一文膽楊興安博士有深入的瞭解。

 

 

 

　　年輕時創作欲旺盛，投考無線電視做編劇，幸而被錄取。度過年餘上課和實習，當了一個短時期的職業編劇。後因感到現實和理想總有一段距離，便辭職不幹，卻意外地學懂寫小說。但在動筆寫小說之前，希望找些名著來分析後更好。想到自己最熟悉的莫如金庸小說。

 

　　重讀金庸小說，發覺金庸小說不光是說故事，內涵深如淵海，內文蘊含著深刻人生道理與千絲萬縷或明或暗、或藏或露的人性。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既然全部金庸著作既了然於胸，藏書又在身旁時，便著手撰寫談論金庸小說的大綱。誰知業餘時籌劃，光編排章目，對小說的各種題材不疏漏也不要重複，竟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寫好二十章綱目。才動筆撰寫，又想不到只花三個月業餘時間，竟然寫了十章，約十萬字。適時無線電視台剛播出第一部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好友敦促我應配合時宜立即出版。我便投寄由無線電視企業創辦不久的博益出版集團。

 

　　當日撰稿之時，還未認識金庸。週一寄出，週二下午接得總編輯施祖賢先生電話，說當時已把書稿讀完，決定出版。隨之相約晤談，使我整日難掩歡愉之情。施祖賢先生是我的第一個伯樂，也是我投身社會遇到的第一個高人，至今感激不忘。和他攀談數次，深切體會到古人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意義。施先生已歸道山多年，令人懷念。

 

　　書名為《金庸筆下世界》，出版後迅獲好評，尤其是對書中文筆用詞頗有稱譽。其實在撰寫時，也特別注意修辭造句，要典雅又要靈動，認為如此才可以配合金著的行文風格。

 

　　《金庸筆下世界》以漫談風格和讀者見面，內容則重剖析金庸筆下帶來的人性和生存環境對人生的影響。坦白說，這本書的表達，早十多年前未踏入社會是寫不出來的。拜金庸盛名之賜，此書在香港一而再版，在台灣亦極受歡迎，港台前後合共再版多次，當時罕見。今時隔多年，再誦舊文，發覺可能有些地方還不圓滿，但仍無意修改，畢竟是當年的見地，也想留下年輕時意念的痕跡。今新版則多添三篇附錄，都曾刊於當日香港雜誌。

 

　　後來當時台灣最大出版社沈登恩先生赴港，約見再寫續篇。答應下來，誰知三年才寫成，在台灣名稱是《續談金庸筆下世界》。隨之明報也替我在香港出版，改名《金庸小說十談》，是我交稿給金庸看時，金庸親自建議的。再過十多年後，本人曾出席幾次大型「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發覺會上討論金庸小說能否列入文學作品，專家學者各持己見，仍未有定論。於是花點時間，撰寫《金庸小說與文學》，據理指出金庸小說其中文學元素和文學價值，成書後便是在內地文壇，也取得不少讀者學者稱賞。於是多年來，共撰寫了三本談論金庸作品的著述。

 

　　金庸一九二四年出生，二○二四年剛好金庸誕生一百年，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回顧多年來，三本撰作當日雖然銷情不錯，但時日久遠，都差不多絕版了，因而拿出來再版，藉此紀念金庸大師。

 

　　三聯書店青眼有加，認為饒有意義出版，令本人如願以償，至為感謝。又蒙賴慶芳博士序文增光，陳萬雄兄鼓勵，以竟其功，謹此對兩位致以衷心謝意。

 

楊興安　謹誌

二○二三年初冬

 

 

 

　　從十一歲開始，便迷上了金庸小說。還記得最初看的是《香港商報》連載的《碧血劍》，是崔秋山教袁承志打野豹的一段。無意發現一家之中，兄弟竟然全是金庸迷。那時小小薄薄的單行本，花一角錢在書攤租回來之後，相爭傳閱。大哥看完是二哥，四弟看完是五弟。這樣追讀的情景，一晃二十多年，印象之深，恍如昨日。

 

　　中學之時，大多數同學都是金庸迷，每每聊到金庸小說，各人都說小說好、寫得好。但究竟怎樣好，都說不出所以然來。一九七六年秋天，在一份新創刊的雜誌，寫了幾千字談論金庸筆下的男角，朋友都很愛讀，給我不少鼓勵。可惜後來停刊，便再也沒有提筆的興趣。

 

　　金庸先生的小說，最初看來不過是趣異的傳奇故事，但後來在社會混得久了，朋友認識得更多了，經歷了成功的乍驚乍喜、失敗的黯然與失落，對金庸筆下的世界，便有了不同的看法。再次執筆，便以金庸小說裏的故事為經，人心、際遇為緯，和其他的金庸迷交換一下意見，倒感到是一樁快事！

 

　　許多人詬病武俠小說荒誕怪異，對金庸作品也不例外。相信這些人對武俠小說的鑒賞力，一如提及《紅樓夢》便只知讚歎賈寶玉林黛玉的戀情一樣。其實優秀的武俠小說和《紅樓夢》共同有一個被這些人忽略的地方，就是它對世道人心的刻劃入微和世情際遇的可悲可歌。怪異又如何？難道《西遊記》便不怪異了？但沒有人敢否定它的價值和地位。所以一本著述不在乎它的風格故事，而在乎它究竟是否真的優秀和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一個人的生活，時間和空間有限，閱讀好的作品是增進一個人的閱歷、才學和待人處事能力的最好方法。個人以為金庸小說是涉足「社會大學」的最佳讀本。以後學的眼光來看，誠意地說，金庸先生的作品不敢說是十全十美，無懈可擊。但偉大的小說，總是對生活、對生命有一個基本的、正確的啟示；往往激勵人性，頌揚人類的偉大人格、無比的毅力、勇氣和高尚的情操。金庸的作品，事實上有這些「基因」存在。

 

　　個人與金庸先生素未謀面，從無交往，集文成冊，實是叨光。

　　又本書得以印行，與讀友見面，得蒙施祖賢先生鼓勵及幫助不少，筆者對兩位先生，謹致萬分謝意。

 

楊興安　一九八三年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