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洲主義：東亞的共識還是戰爭催化劑？

　　◎從「亞洲盟友」到「亞洲老大哥」──中國為何堅信自己該領導亞洲？
　　當帝國崩潰、列強環伺，面對百年屈辱與國土喪失，中國知識分子在廢墟中尋求出路。他們從日本「脫亞入歐」後孕育出的「亞洲主義」中，看見東亞團結的可能，也嗅到了強權政治的野心，更將之作為亞洲對抗西方秩序的起點。隨著論述的引介與轉化，中國逐步從尊奉日本為亞洲盟主，轉向強調自身在區域中的主導角色，構築起一條從「尊日」到「打倒西方帝國主義」的思想脈絡。

　　◎「國恥未雪，民生多艱」不只是歷史──更是今日中國的語言
　　從引介日本論述到建構本土思想，中國知識界將儒家倫理、種族觀與現代民族主義融合，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亞洲主義觀點。這套論述不僅回應當時的國際壓力，也反映了中國對區域角色的重新定位。從「東亞共榮」到「中國夢」，亞洲主義不再只是對抗西方的口號，而是融入中國思考主權、地緣政治與發展戰略的核心框架之中。

　　◎今日的一帶一路，昨日的亞洲主義
　　「亞洲主義」雖曾沉寂於歷史，但其核心理念已悄然重返當代中國的外交語言。從倡議「命運共同體」到強調協助發展中國家，中國正以新的語彙延續過去的思想脈絡。若要理解今日中國的區域構想與全球戰略，追溯這段思想的歷史源流將是關鍵一步。

好評推薦

　　•聯合推薦（依來函順序排列）
　　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前校長　徐興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潘光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藍弘岳
　　子迂的蠹酸齋
　　搞什麼歷史? 看什麼電影！｜XXY、金老ㄕ
　　Podcast「歷史下酒菜」主持人 | 溫蒂

國際好評

　　「在廿一世紀，我們若不考慮中國的崛起，就無法討論亞洲主義的未來。史峻的這本著作透過探究中國亞洲主義的系譜為此做出巨大的貢獻。本書譜寫了關於二戰前亞洲主義發展的傑出歷史，對於了解竹內好等學者意圖修正亞洲主義的嘗試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今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敘事之所以復甦的原因。」──《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

　　「本書是第一本聚焦在中國思想家、作家、政治家構思的亞洲主義之專著。史峻的著作對我們理解廿世紀上半葉的中日關係，提供了重要的貢獻……強烈推薦給所有對中國思想和政治史、中國跟日本，甚至是亞洲關係有興趣的讀者。」──《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史峻博士這本新書《中國的亞洲主義》最大的貢獻，就是將亞洲主義視為是當國際主義與『泛』運動（pan movements）成為全球趨勢下，中日知識分子之間對話的產物……作者成功完成了一項艱鉅的挑戰，相當持平地呈現了當時一場知識分子的運動──這場運動涉及了十九世紀末到廿世紀上半葉許多知名政治家與知識分子，但其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牽連，在二戰結束後迅速遭到汙名化。」──《中國國際評論》（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作者簡介

史峻（Craig A. Smith）

　　史峻博士的研究聚焦於中日思想關係與翻譯史，目前任澳洲墨爾本大學翻譯研究學系副教授。代表著作為《中國的亞洲主義》，主編之專書為《佔領的譯文：日本侵略中國，1931–1945年》(Translating the Occupation，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21年）。二○一○年於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並於二○一四年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獲得博士學位。

譯者簡介

韓絜光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人文科普書專職譯者。譯有《未來的戰鬥》、《先勝心態》、《男孩、鼴鼠、狐狸與馬》、《從不說謊的男孩》、《牛津植物學家的野帳》等。漫漫翻譯路上，感謝有音樂與大自然。

林紋沛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歷史學系碩士。著有《行旅致知：李仙得、達飛聲等西方人建構的台灣知識（1860–1905）》、《跨越世紀的信號3：圖像裡的臺灣史（18-20世紀）》（合著）等。  
現為專職譯者，喜歡翻譯時的靈光乍現，譯著有《從彼山到此山》、《版權誰有？翻印必究？》、《萬事揭曉》等。
 

第二章 輔車相依：日本中華街的儒家亞洲主義

說是優勢也好，阻礙也罷，帝國主義研究往往能假定某一個歐洲大都市為帝國中心。晚清中國處於一種半殖民狀態，與其他多數殖民地不大相同，但保有許多殖民地最不幸的特徵。雖然名義上始終是獨立國家，從未落入單一殖民帝國統治，但中國確實受害於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如其他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向大都市聚攏以教育新一代青年、傳授現代化知識，讓他們準備好對抗帝國主義。但和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是，中國可在多個帝國中心之間進行選擇。所統轄的殖民地近在咫尺的日本也是一個特例——不久前也是歐洲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且依然受西方帝國威脅，俄羅斯帝國擴張的威脅尤甚。中國與日本雖在一九○○年以前皆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但兩國知識分子都有感於西方帝國主義對其主權是如何虎視眈眈。儘管一八九四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向日本求援仍是中國知識分子自然而然的選擇，而他們在日本也受到盛情接待。

創立於橫濱和東京的大同學校，象徵中國知識分子所做的努力，透過融合民族主義儒家思想和西方傳入的新知識，抗衡西方帝國主義帶來的危機。由於在中國難以推行有意義的改革，知識菁英轉而來到日本，在此既可有效學習所謂的新學，也能培育新一代知識分子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又不至於讓新青年投向西方。在日這幾年，維新派知識分子在語言中使用的日語新詞增加，也進一步突顯他們的著述中多有日本流行的思想觀念。不過，這並不是單向的。這幾年是一段中日菁英合作的時期，有些明治知識分子曾經呼籲「脫亞」，把亞洲視為過去，歐洲才是未來。而今知識分子拋下「脫亞」口號，共同想像一個既亞洲又現代的未來。這點尤其可見於橫濱大同學校的創立及早年發展。本章雖然仍以維新派與日本菁英的對話為主軸，但把焦點轉向他們如何在日本倡行儒家中國教育，把大同學校視為中日合作的場域進行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