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台灣新文學史：方法與視野

自 序 在文學大海浮沉
緒 論 文學與歷史的雙重視野
在歷史脈絡裡觀察文學史書寫
文學史也是文學批評的實踐
第一章 後殖民史觀與歷史分期
為什麼是後殖民史觀
台灣文學史的分期
為什麼解嚴是文學史重大事件
作家的評價與定位
第二章 殖民地現代性與台灣文學啟蒙
現代性與台灣新文學的相生與相剋
台灣新文學與近代知識的建構
文學作為近代知識建構的一環
政治運動作為近代知識建構的基礎
第三章 迷人的一九二○年代風景
文明的滋味
殖民地現代性的衝擊
台灣知識分子的語言苦惱
民族路線與階級路線
第四章 殖民地作家的成熟與文化認同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其意義
「碰壁」的台灣社會
第五章 帝國論述與抵抗精神的交錯
殖民地現代性成熟時期的台灣作家
日語普遍使用與台灣作家的認同
左傾是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宿命
台灣日語作家的登場
第六章 太平洋戰爭與台灣作家處境
皇民化與六三法
戰爭時期台灣作家的命運
以家族書寫對抗國族立場
日本近代超克論的提出
第七章 戰後初期的展開：帝國與黨國的交錯
歷史軌道從帝國轉換成黨國
二二八事件後的文學苦悶
楊逵在「橋」副刊的戰鬥身影
戰後台灣魯迅學的萌芽
第八章 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的鍛接
冷戰體制與現代主義的傳播
現代主義運動的持續發展
壯觀的現代詩運動
台灣現代主義之掙脫西方影響
第九章 台灣現代小說與現代詩的成就
現代小說家的登場
現代詩與台灣抒情傳統
現代主義運動中的性別議題
同志議題浮出地表
第十章 鄉土文學運動的崛起與文學史轉向
文學與政治的辯證關係
台灣文學史的轉向
《夏潮》的誕生與鄉土文學論戰
鄉土文學論戰的爆發
第十一章 一九八○年代的文學與政治
美麗島事件：時代的終結與再啟
後殖民或後現代
後現代與後殖民的差異
一九八三年的政治意義與文學意義
第十二章 朝向一部台灣文學史的建構
編年體的歷史書寫
文學史是文化特質的彰顯
文學史的世代論
文學史是文化主體的建構

序
 
在文學大海浮沉
 
　　完成這本書之際，也正是面臨我將退休的時刻。二○一一年，正式出版《台灣新文學史》，我曾經告訴自己這是一部生命書。從一九九○年代開始醞釀，到最後定稿完成前後長達十餘年。所謂生命書，指的是自己閉門書寫之際，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台灣民主政治經過三次政黨輪替。婚姻平權的追求，也正好與這本書的撰寫等高同寬。台灣公民社會所追求的性別平等、族群平等，也都在埋首撰寫的過程中逐漸實現。相應於整個社會的天翻地覆，這部文學史能夠在學院的圍牆內慢慢完成。對於書寫者如我，是一種幸運，也是一種幸福。畢竟，我所撰寫的文學內容，在相當程度上也與整個社會的脈動吻合。
 
　　這部文學史的撰寫，始於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的前後。在那次鋪天蓋地的災難中可以倖存下來，隱隱中感受到上天給我的庇護。當時我在暨南大學任教，等餘震完全過去之後，我回到自己的研究室，才發現室內所有的書架都已經倒下。如果那天我稍遲回去宿舍的話，可能就會被掩埋在倒塌的書架之下。冥冥中，我不能不相信，有一隻看不見的命運之手，默默為我引導。那部未完成的書稿，稍後又跟隨我來到政治大學。為了完成我的餘稿，我一方面在大學部開授台灣文學史，一方面在研究所也開授「書寫台灣文學史方法論」的課程。授課之初，曾經暗自許願，凡是在大學部與研究所開授的任何一門課程，最後都要寫成一本專書。這樣的願望，在過去十一年逐漸實現。如今的這部書，應該是屬於我最後一本上課講義的改寫。能夠順利完成，我應該感謝政治大學繼續延聘我，終於讓最後一冊學術專書得以殺青。
 
　　在大學時期，我讀的是歷史系。後來在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便赴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繼續研讀歷史。這條漫長而曲折的旅路，似乎也說明了，自己是如何從歷史系橫跨到中文系。二○○○年，政治大學中文系邀請我來授課，當時開了兩門課程。一是台灣文學史，一是文學批評。這本書的內容，也曾經在台灣文學研究所授課。當年都只是講義與大綱，而且學校也在教室現場錄影。如今得以使用文字，一字一句記錄下來，對我而言是相當珍貴的記憶。全書初稿都只是講義的形式，經過多年之後，才慢慢重新建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學術生涯的一種紀錄。彷彿是心靈上的漫長旅行，如今可以用具體的文字保留下來。
 
　　在整個東亞歷史的版圖上，台灣文學曾經被置放在非常邊緣的位置。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台灣作家歷經了戰前的殖民時期，又穿越了戰後的戒嚴時期，使島上許多文學創作者找不到自我定位。經過漫長的戒嚴時期，必須要到一九八七年宣布解嚴之後，台灣文學的重要意義才逐漸呈現出來。身為台灣文學的研究者，我曾經在海外流浪十八年，正好可以在美國東西兩岸的重要圖書館涉獵無數「禁書」。沒有那段流亡的時期，我就不可能完成一部《謝雪紅評傳》；也是經由評傳的書寫，才逐漸接近有關左翼運動的史料。在知識追求的歷程中，才開始發現台灣文學史上的左翼運動者，被戒嚴體制所遮蔽的真相。畢竟在台灣戒嚴時期成長的知識分子，已經習慣使用「右眼」看世界，對左翼所知甚少。我也是在《謝雪紅評傳》完成時，才更加理解台灣左派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而終於讓自己能夠「左右兩眼睜開」。台灣文學史上，也曾經有無數的左翼作家出現。但是經過日本殖民者的右派統治，又經過戰後國民黨的戒嚴，使得台灣知識分子失去左派的批判精神。
 
　　整理台灣文學史之際，才逐漸了解文學史上的許多真相。被奉為台灣文學之父的賴和，在新文學發軔之際，便發表了〈一桿秤仔〉，有意為殖民地社會的底層階級發出聲音。這位歷史上的文學前輩，其實為我們後來的世代帶來許多強烈的暗示。他並不以左派自居，但字裡行間所散發出來的批判精神，到今天仍然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資產。撰寫這部方法論之際，又勾起我在海外追尋史料的記憶。上世紀九○年代，我到達美國華府的國會圖書館，才發現台灣的所有禁書，都可以在館內找到。國會圖書館之旅，似乎又在我的生命軌跡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對於我個人而言，一輩子的知識累積，只是在文學史上留下一個逗號。這部書終於完成時，顯然也暗示了自己的書寫工作告一段落。過去所有的書寫，其實都是一種自我反省，也是內心思考的自我鑑照。這部書的完成，是一個長達十一年的承諾，不只是對我自己，也是對上過我課程的學生。站在時間的峰頂，我可以俯望自己所做過的努力。也許還可以繼續文學創作，這不是承諾，而是對自己的一種期許。
 
緒論

文學與歷史的雙重視野(節錄)　　　
 
　　在歷史脈絡裡觀察文學史書寫
　　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從來都是與海島的歷史發展緊密結合。從日治時期開始，很早就有太多的知識分子嘗試去書寫。就古典詩的發展而言，連雅堂完成了《台灣詩乘》（一九二一），1書中劃分宦遊詩與台灣詩的歷史分野。依照連雅堂的史觀，他以林爽文之變，作為台灣古典詩的一個重要轉折，這是他在書中所呈現的重要史觀。依照他的解釋，民變之前，清朝的北京政府對台灣只強調武功，而疏於文教發展的經略。為了更進一步使台灣書生更向北京政權認同，在民變之後，大量在島上設立書院與孔廟。在此之前，發展出來的宦遊詩，大多是由中國來台的官吏寫出的作品。他們對這塊土地畢竟沒有深刻的認同，他們如果不是三年一任，就是五年一換。從官吏的眼光來看，台灣這塊土地只是他們的流寓。因此他們所寫出的作品，往往無法表達對海島土地的關懷。確切一點來說，宦遊詩大部分是在表達官員個人鬱悶的心情。
 
　　林爽文之變後，書院的設立，終於培養出本地的書生弟子。他們所書寫出來的古典詩，逐漸帶有濃厚的土地感情，這種風格正好與宦遊詩的內容大異其趣。這是連雅堂銳利的文學之眼，能夠鮮明區別宦遊詩與台灣詩之間的差異。這種銳利之眼，其實就是透視歷史的能力，同時也是透視文學藝術的能力。具備這樣的能力，等於建立了他個人的史觀，從而為台灣寫下一部頗具深度的文學史。縱然《台灣詩乘》的最初設計，是附屬於他所撰寫的《台灣通史》，這部作品卻足以為後人尋找到台灣的文學源流。如果說，這是書寫台灣文學史的源頭，應該也是可以成立。
 
　　在戰爭時期，黃得時曾經在《台灣文學》發表〈台灣文學史序說〉，2便是在連雅堂的《台灣詩乘》基礎之上，以日文的形式重新建構台灣文學發展史。從後殖民的觀點來看，黃得時在撰寫之際，其實有他的微言大義。一九四一年，日本作家島田謹二在《文藝台灣》發表一篇〈臺灣の文學的過現未〉。3在這篇文章，島田謹二以「外地文學」一詞來概括殖民地台灣的文學發展。但是，他所強調的是殖民地社會裡的日本作家，完全沒有包括台灣社會的本地作家。具體而言，在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人從來不會把台灣本地作家納入文學史的範疇。這是一種非常粗暴的文學史觀，也是非常傲慢的文化霸權。
 
　　相對於島田謹二的文學解釋，黃得時特別強調另外一種文學史的書寫。對島田謹二而言，台灣只是帝國日本的延長線。島上的任何文化活動，都屬於帝國文化的其中一環。台灣本地作家，原來無法歸入帝國文化的一環。因此，黃得時所寫的〈台灣文學史序說〉，其實是具有強烈的針對性。當他寫出屬於台灣本地的文學史時，正好與島田謹二的史觀劃清界線。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其實是一種文學帝國論。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觀，則在於強調文學一島論，把台灣內部所發展出來的本地文學，劃在帝國範圍之外。這個歷史訊息，為後人傳達了極為鮮明的文化立場。具體而言，文學史書寫不再是靜態的鋪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屬於動態的文化抵抗。從後殖民的觀點來回顧，文學史的書寫，其實挾帶著豐富的政治批判在裡面。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序說〉，一方面是繼承了連雅堂的《台灣詩乘》，一方面則又延續寫了一篇〈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4，顯然有其微言大義。他不僅在區隔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另一方面也在強調台灣文學史的繼承與銜接。具體而言，黃得時用心良苦地彰顯了外地文學的斷裂性，同時也在彰顯台灣文學的延續性。他刻意把古典文學與當代文學連接在一起，自然而然就使台灣文學的在地性格鮮明表現出來。這是了不起的文學史工程，縱然他在當時留下未完的工程，卻為後來的文學史家開啟了無窮的想像。
 
　　這個未完的工程，在戰後的戒嚴體制下又帶來全新的靈感。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運動蓬勃發展時，陳少廷撰寫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5便是在黃得時的基礎上，重新整理了日治時期的文學發展。從出版的時間來看，陳少廷顯然要為當時的鄉土文學運動加持，為的是要證明台灣文學事實上有其歷史縱深的背景。這部文學史也許失諸粗疏，但是對於文學主體性的建構，卻具有強烈的暗示。換言之，文學史的出現，絕對不是為歷史而歷史，而是在對於當時的文化霸權帶著強烈的批判與抵抗。尤其在戒嚴體制的壟罩下，台灣文學或本土文學，一直是當權者眼中的假想敵。「台灣」或「台灣文學史」的字眼出現時，自然而然就帶著旺盛的抵抗精神。
 
　　也是在同一個時期，葉石濤已經在《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如果不致太健忘的話，我們都應該還記得，葉石濤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的《文星》月刊，發表他戰後的第一篇文字〈台灣的鄉土文學〉。現在回顧時，不能不使後人感佩他的膽識。因為在那篇短文裡，他已經表達了自己的心願，在有生之年，他要寫出一部台灣鄉土文學史。在鄉土文學論戰臻於高峰之際，他又寫了那篇導論，恰好可以窺見他的心願並未消失。當論戰的煙火平息之後，葉石濤默默守住自己的書齋，孤獨地進行文學史的書寫。一九八七年二月，戒嚴體制還未解除之前，他正式出版了《台灣文學史綱》。6距離他最初的發願，二十二年已經過去。他的決心與毅力，帶給後輩過於強烈的暗示。這部史綱，是戒嚴時期本土文學論者的典型產物。即使受到權力的干涉，他從未放棄；而不放棄的這個行動，便是後殖民論述的最佳典範。
 
　　《台灣文學史綱》也是從古典詩的發展寫起，遙遙承接著連雅堂《台灣詩乘》的歷史敘述，同時也繼承了黃得時的〈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這種雙重的繼承，代表著殖民地台灣擁有了不滅的文學靈魂。葉石濤所寫的《史綱》，最動人之處，莫過於在歷史敘述過程中挾帶著左翼立場。所謂左翼立場，指的是他站在社會弱者的這一邊，使被壓迫者的深層感覺獲得能見度。有些本土論者始終忽略了葉石濤的左翼史觀，對他們而言，似乎「左」就等同於共產黨，而共產黨就等同於中共。這種簡單的思考方式，正好暴露了台灣本土論者的缺陷。如果對殖民地歷史稍有涉略的話，左派思考具備了最旺盛的文化批判力。曾經讀過左派書籍的葉石濤，在一九五○年代曾經受到思想檢查，而且還被判刑坐牢三年。他在一九八○年代曾經寫過兩本書，一是《台灣男子簡阿淘》7，一是《一位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8。這兩本書，其實就為了糾正國民黨統治者的歷史錯誤，同時也是為自己受過的冤屈，提出他的雄辯與證詞。如果了解他的生命軌跡，就可明白《台灣文學史綱》的左翼觀點並不值得訝異。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台灣知識分子從未放棄過文學史的建構。無論是日治時期的連雅堂與黃得時，分別為古典詩與當代文學運動留下了可貴的歷史記憶。他們的史觀全然不同於日本的權力在握者，戰後的陳少廷與葉石濤也分別的繼承了他們的書寫策略。無論是帝國時代或黨國時代，文學史的書寫不只在於強調抵抗精神而已，同時也是在強調這個海島所生產的文學，也有其文化主體性的意義。只有回到他們的時代，才能夠理解文學生產的困難。在日本人眼中，在國民黨眼中，「台灣」一詞蘊藏了太過富饒的政治意義。生產文學的台灣作家永遠都活在鷹犬的監視之下，甚至有太多時候要為自己的作品付出慘重代價。有些作品被查禁，甚至遭到逮捕，更嚴重者還被判死刑。這足以證明，戰前帝國是屬於殖民時期，戰後黨國則是屬於再殖民時期。透過作家的命運來檢驗，台灣社會從來沒有獲得解放過。在如此嚴酷的歷史環境裡，文學史的意義就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