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史（上卷）

目前已經有不少部哲學史了，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僅僅在它們之中再加上一部。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學乃是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並不是卓越的個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經有各種體系盛行過的各種社會性格的產物與成因。這一目的就要求我們對於一般歷史的敘述，比通常哲學史家所做的為多。我還發覺這一點對於一般讀者未必是很熟悉的那兒段時期，尤其必要。經院哲學的大時代乃是十一壯紀改革的產物，而這些改革又是對於前一個時期的頹廢腐化的反作用。如果對於羅馬滅亡與中古教權興起之間的那幾個世紀沒有一些知識的話，就會難於理解十二、三世紀知識界的氣氛。在處理這段時期時，正如處理其他時期一樣，我的目的僅僅在於提供——就造成哲學家們的時代而言，以及哲學家們對於其形成也與有力焉的那些時代而言，——我認為是若想對哲學家有同情的理解時，有必要加以敘述的一般歷史。

這種觀點的後果之一就是：它給予一個哲學家的地位，往往並不就是他的哲學的優異性所應得的地位。例如，就我來說，我認為斯賓諾莎是比洛克更偉大的哲學家，但是他的影響卻小得多；因此我處理他就要比處理洛克簡略得多。有些人——例如盧梭和拜倫——雖然在學術的意義上完全不是什麽哲學家，但是他們卻是如此深遠地影響了哲學思潮的氣質，以致於如果忽略了他們，便不可能理解哲學的發展。就這一方面而論，甚至於純粹的行動家們有時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很少哲學家對於哲學的影響之大是能 比得上亞力山大大帝，查理曼或者拿破侖的。萊庫格斯如果確有其人的話，就更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了。

企圖包羅的時期既然是如此之廣，就必須要有大刀闊斧的選擇原則。我讀過一些標准的哲學史之後，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過分簡短的敘述是不會給讀者以什麽有價值的東西的：因此我就把那些我以為似乎不值得詳盡處理的人物(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完全略過不提。在我所討論的人物中，我只提到看來是與他們的生平以及他們的社會背景有關的東西；有時候，我甚至於把某些本身無關重要的細節也記錄下來，只要我認為它們足以說明一個人或者他的時代。

最後，對研究我的龐大題材中的任何一部分的專家們，我還該說幾句辯解的話。關於任何一個哲學家，我的知識顯然不可能和一個研究范圍不太廣泛的人所能知道的相比。我毫不懷疑，很多人對於我所述及的任何一個哲學家，——除了萊布尼茲之夕卜—都此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這就成為應該謹守緘默的充分理由，那末結果就會沒有人可以論述某一狹隘的歷史片斷范圍以外的東西了。斯巴達對於盧梭的影響、柏拉圖對於十三世紀以前基督教哲學的影響、奈斯脫流斯教派對於阿拉伯人以及從而對於阿奎那的影響、自從倫巴底諸城的興起直到今天為止聖安布洛斯對於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的影響，這都是一些只有在一部綜合性的歷史著作里才能處理的題材。根據這些理由，我要求發現我對於自己題目中某些部分的知識顯得不足的讀者們鑒諒，如果不需要記住「時間如飛車」，的話，我在這些方面的知識本來是會比較充分的。

本書得以問世要歸功於巴思斯博士，原稿是為賓夕尼亞大學巴恩斯基金講座而寫的，其中有一部分曾講授過。

正如在最近十三年以來我的大部分工作一樣，我的妻子巴特雷西亞·羅互在研究方面以及在許多其他方面都曾大大地幫助過我。

伯特蘭·羅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