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三大文學思潮新論

書名既日「新論」，就得告知：「新在何處?」否則使有欺世盜名之嫌，或成掛羊頭賣狗肉的商業操作。那麼，「新」在何處呢?這需加比較，方可知悉。

筆者在國內學術會議上多次提出一個觀點：重寫文學史，首先必須重寫文學思潮史。因為，文學思潮，是文學史的基本構成單位。只有正確地描述文學思潮，才能正確地敘述和建構文學史。

國內已有的不同版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文學思潮的論述方面可以說都還不夠完善，有所欠缺，我以為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在浪漫主義方面，把盧梭的美學的浪漫主義和高爾基的政治學的浪漫主義混為一談；

第二，在現實主義方面，忽略了形成文學寫實主義內在的「科學主義」這一學理動因；

第三，在古典主義方面，一筆勾銷了古典主義思潮在中國現代文壇的存在。

本書就是在發現同道的前行著們以上三個方面的疏漏之后，才逐步展開探索的。說是增補亦可，說是質疑也未嘗不可。有另一種聲音的發出總不是壞事，單調才意味着生命活力的寂滅。

學術研究個性的建構，始終在努力之中，這就是：開掘史實，強化以史實為證的史學方法；納入語境，恢復原狀的歷史空間；更新方法，引入現代性的考察視角。由此得出：

其一，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體系中的浪漫主義思潮主要有兩大類別：以盧梭為代表的「美學的浪漫主義」和以高爾基為代表的「政治學的浪漫主義」。前者的內涵側重於對歷史現代性的批判，即對人類文明及科技理性發展所帶來的負值效應的憂慮、質疑與抗衡；后者則把浪漫主義當成隸屬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中的一種成分，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工具。20世紀30年代后的中國，政治學的浪漫主義排斥、取代了美學的浪漫主義，在具體文藝實踐中帶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現象。實質上，郭沫若與沈從文就分別代表了這兩種浪漫主義思潮在中國文學界的不同命運。

其二，現實主義理論包含着科學認知與人文理解這一對矛盾。「寫實」意味着遵循自然科學的認知原則，對客體對象精確、逼真的反映與復制；而「文學」卻是一個虛構、想象性的人文世界，滲透着作家主體的精神意願與價值取向，即作家對人生、世界的「理解」，而且還負載着對讀者道德的教喻與訓誡的功能。這一悖論式的兩極趨向，在中國文學對西方寫實主義的接受進程中始終交錯、糾合在一起。中國文學界對西方「寫實主義」的接受，有着從早期的向科學認知原則傾斜的寫實主義(真即是美)，到中期的科學認知與人文理解交錯的寫實主義(不脫離現實的真善合體)，再到后期的向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人文理解傾斜的寫實主義(善即是真，善中之真方為美)的進程。在這一過程中，寫實主義的慨念始終處在動態的、不斷的調整之中。

其三，學界諸種版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著，論及20世紀20至30年代文壇時，只有浪漫主義思潮與寫實主義思潮的「雙峰對峙」，只有以象征主義為代表的現代主義思潮，唯獨見不到古典主義思潮的蹤影。如若卸卻政治判斷的預設，納入現代性歷史語境，從歷史真實出發，學衡派與新月派於內在學理上是一脈相承的，他們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的理論基礎上構成了中國現代古典主義文學思潮。這一思潮有着發端、演進、高潮的歷史進程，有着自身理論體系和創作業績，它對於因歷史現代性的偏執而導致人文精神失落及學術衰微的中國學界的現狀提出了質疑與抗衡，構成推進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合力。

以上就是本書的新意所在。敝帚自珍，老俞賣瓜，是否貨真價實，懇請同道諸君明鑒，並期盼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