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交往歷程和前景

序言：兩大文明體系交往研究的開拓性成果
導論
上篇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歷史軌跡和現實走向
第一章 伊斯蘭文明的歷史軌跡與現實走向
一 伊斯蘭文明的奠基時期——穆罕默德時代（610—632年）
二 伊斯蘭文明的鞏固時期——四大正統哈里發時代（632—661年）
三 伊斯蘭文明的發展時期——伍麥葉王朝時代（661—750）
四 伊斯蘭文明的全盛時期——阿拔斯王朝時代（750—1258年）
五 伊斯蘭文明的衰落時期——近代伊斯蘭世界
六 伊斯蘭文明的復興初期——現當代伊斯蘭世界
第二章 中華文明的歷史軌跡和現實走向
一 中華文明的發生和定型時期——夏商周到春秋戰國時代
二 中華文明的發展時期——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
三 中華文明的全盛時期——隋唐時期
四 中華文明的繼續發展時期——宋元明清（鴉片戰爭之前）時期
五 中華文明由盛而衰而興時期——近代至現當代
中篇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交往歷程
第一章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早期交往——唐宋元時期的政治、經貿、文化和軍事交往
一 唐宋時期伊斯蘭國家與中國之間的使節往來、商貿活動和文化交流——兩個文明和平交往的歷史見證
二 怛邏斯戰役與造紙術西傳——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之間暴力交往的個案
三 蒙古人西征與伊斯蘭文明東漸
第二章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深層交往——明清時期的「以儒詮經」活動
一 學貫東西——王岱輿等幾位主要穆斯林學者的文化背景和知識結構
二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在宇宙生成理論和認識論領域的溝通與交融
三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在倫理道德領域的整合
四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在交往中表現出的異同
五 「以儒詮經」嘗試的社會影響及其對當代文明交往的啟示
第三章 近現代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廣泛交往——伊斯蘭教新文化運動及其他
一 中國回教新文化運動
二 中國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友好交往
第四章 當代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全面交往
一 政治交往——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二 經貿往來——互通有無，優勢互補
三 文化交流——取長補短，互相促進
下篇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交往前景
第一章 全球化——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交往的新視野
一 全球化的特征
二 全球化的影響
三 全球化呼喚全球價值視野
四 全球價值視野與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
第二章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對話領域之一——生態環境問題
一 全球生態危機與環境問題
二 解決全球生態環境的努力
三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生態環境理念及其當代價值
第三章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對話領域之二——世界和平問題
一 過往戰爭的災難
二 全球和平努力——「和平運動」
三 當代世界戰爭的危險和隱患
四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和平理念及其當代意義
第四章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對話領域之三——全球倫理問題
一 全球性問題的凸現呼喚全球倫理
二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倫理資源與全球倫理的構建
三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倫理資源對構建全球倫理、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意義
參考文獻
後記

馬明良同志的博士學位論文《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交往的歷程和前景》即將面世。作為他的指導教師，我懷著十分欣喜的心情，樂於為之作序。

我之所以十分欣喜，是因為他靜心讀書、潛心治學，在過去研究伊斯蘭文明的學術積累基礎之上，勤於思考，銳意進取，勇於創新，在人類文明交往的重大課題上，做出了扎實的創造性成果。

我之所以十分欣喜，還在於他是一位對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都有較深功底的穆斯林學者，正因為他有兼通兩大文明的優勢，因此能從歷史和邏輯結合上，把人類文明交往問題研究引入更加貫通的狀態。

我之所以十分欣喜，也在於他對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交往的探索，從當代問題人手，通過大量歷史資料的收集、鑒別，在歷史的高度上進行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分析，開掘歷史深層的文明寶藏。

這個「欣喜」，不是一般的欣喜，而是「十分」欣喜。除以上緣由外，我還要為中國穆斯林學術界高興。我一直認為，博士學位論文在通過答辯後，最好在兩三年之內修改出版，以見之於社會效益。我看到我的博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出版，心情總是比我自己的書出版還要高興；而馬明良同志這本研究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交往歷史、現實和前景的著作，這本用我的文明交往論為思路、又出自穆斯林學者之手，面對這本有開拓原創性的學術著作，我怎能不「十分欣喜」呢?又怎能不「樂於」為之作序呢？

重讀馬明良同志的博士論文，在我腦際重現著他在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攻讀學位的歲月。那時，我的《文明交往論》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我主編的《阿拉伯國家史》和《二十世紀中東史》也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了修訂版，我主編的《中東國家通史》13卷本正在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和這些以文明交往論為理論線索的著作問世的同時，我為博士研究生開設了內容相同的討論課程。文明交往論研究的對象與一般文明學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它關注不同文明之問和相同文明之內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尤其關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不同人群在文明交往中整體的動態的歷史進程。人類文明交往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活動中，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態文明的交往活動中，在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國家之間的交往活動中，都體現著歷史的內在聯系。馬明良同志在學習中，特別重視文明交往中的「文明對話」問題。他注意到明清之際我國穆斯林學者以儒家學說詮釋伊斯蘭教經典的歷史，也考察了美籍華裔學者、當代新儒家奪標人物杜維明和美籍穆斯林學者納斯爾教授1993年在哈佛大學、1995年又在馬來西亞大學舉辦的伊斯蘭文明與儒家文明研討會上的研討。2002年8月，杜維明在南京大學和哈佛大學聯辦的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對話研討會上的發言；1998年伊朗總統哈塔米在第53屆聯大中倡議將2001年定為「全球文明對話年」和2001年聯合國《文明對話宣言》的發表，1993年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發表等，對他都有所啟發。他學習文明交往論寫了一些文章，而體會最深的是：文明對話是一種「積極的」文明交往；文明沖突是一種「消極的」文明交往。他正是以這一理論思路展開對兩大文明交往的歷史和前景的研究的。

本書最突出的創新之處，在於把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交往問題，放在全球化的大視野之下，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我認為全球化絕不僅僅表現在經濟方面，全球化是一個文明化的概念，它涉及人類社會文明交往的各個方面。文明對話是一種開放態勢，是全球交往文明化的需要。人類生活在不同文明之中，但卻居住在同一個地球之上。文明對話是人類文明交往的主要途徑。人類文明的生成和發展，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人類智慧的升華，各大文明體系的形成，無一不在文明對話的基礎上演進。「文明對話是全球化條件下不同文明之間自覺而理智的生活狀態。」英國學者E．H．卡爾把歷史界定為「現在與過去之間不間斷的對話」。在我看來，這個「不問斷的對話」就是跨文明之間的互動交往過程，「人類歷史即人類文明不問斷的對話」，而且越來越走向良性互動，也就是「積極的」文明交往。作為良性互動規律的主要途徑——文明對話，是人類文明交往自學的深入發展趨勢，也是本書開拓兩大文明交往研究新領域、新途徑和新境界的理論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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