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學獎的文學制度研究

序言
導言
第一章 茅盾文學獎的歷史起源語境
第一節 「新時期」文學制度現代化探索的前提
第二節 1978年的文學評獎：文學制度現代化的一種有效探索
第三節 1978年文學評獎的運作機制
第四節 1978年文學評獎的運作機制與文學存在的基本樣態
第五節 1978年文學評獎制度化下的茅盾文學獎
第二章 歷屆茅盾文學獎的歷史性分析
第一節 「文學場」與「權力場」的合謀：第一和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第二節 「文學場」的邏輯：第三、第四和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第三節 「文學場」的變化：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第三章 茅盾文學獎與歷屆獲獎作品的構成
第一節 茅盾文學獎與現實題材的獲獎作品
第二節 茅盾文學獎與歷史題材的獲獎作品
第四章 茅盾文學獎與作為文學制度的文學評獎
第一節 作為文學制度的文學評獎
第二節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評獎
第三節 關於完善茅盾文學獎評獎的合理性問題
附錄1
附錄2
附錄3
附錄4
參考文獻
後記

范國英博士的著作《茅盾文學獎的文學制度研究》即將出版，囑我為她的新書作序。這部著作是她在四川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提交的學位論文。她在碩士階段學習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博士生時又轉向鑽研文藝學。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經驗事實的熟悉，使她在學習和思考文藝學問題時，不是像有些從碩士到博士連續學習文藝學理論的學生那樣，認為文藝學理論研究就是對文學理論的一些長久不衰的問題，從容不迫概念、范圍的定義上尋覓新見，對這些問題進行嚴密而不是疏漏的邏輯演繹，使之在文學理論的完整體系上閃現光彩，而是努力於思索何以用恰當而不是空洞的文學理論資源來解釋、說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一些重要經驗事實。於是，她在確立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上，選擇了自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茅盾文學獎作為研究對象。我至今依然認為，作為學習文學理論的研究生，范圍英把學位論文的選題范圍，確定為一個文學實踐活動中的具體、特殊的經驗事實，是理論研究類型的學科十分正確的治學路徑。

理論研究類型的學科是應該進行構成學科結構的某些基本性理論問題的研究，這些基本性理論問題往往以概念、范圍為構架，圍繞概念、范圍展開一系列命題和對於這些命題的論證、闡釋。理論類型的學科在知識話語形態上，確實是以概念、范圍、命題的方式來呈現自身的理論性質。這些都是無可置疑的。但是，任何切實而富有意義的理論都是人類實踐活動經驗事實的總結、概括、提升，理論的依據不是邏輯方法，而是客觀事實。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邏輯的研究方法無非是歷史的研究方法。「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進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理論類型學科的理論構建和轉型，都是由於人們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對特殊經驗事實產生出必須獲得理論解釋的需要而發生的。實踐向理論提出的解釋需要，推進著理論學科的發展。作為文學理論的研究生，在系統掌握學科知識理論的基礎上，應該始終把理論的思考點定位在對現實文學經驗事實的始終不懈的關注上。只有這樣，才會隨著實踐的不斷變化而踩下理論的步點。我們的文學理論學科目前存在的一個較大的問題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研究者，對於文學實踐不斷更新的經驗事實，缺少持續的關注、研究和理解，過多地沉湎於學科傳統知識范式中的概念、范圍、命題的思考。這種狀況應該得到改變。因此，我在這里對范國英著作的選題本身表示贊賞。

當然，選題范圍只是確定了一個研究的對象，還不是選題本身。比如，茅盾文學獎這個文學活動中的經驗事實本身，其文學意義的含量是豐富多樣的。作為文學理論的研究，只能在學科理論觀念、方法、思路上對茅盾文學獎進行文藝學的研究，而不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這就需要有一種與研究對象相稱的文學理論的視野和方法。從文學理論的特殊視野和具體方法來進入研究對象，才構成為這部著作的選題自身。范國英著作的學術性就在於從文學社會學的文學制度理論切入茅盾文學獎的經驗事實，使得所進行的研究具有洞察文學實踐活動的穿透力，呈現出深刻犀利的理論力度。

本書分析茅盾文學獎的主要理論資源是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中的「文學場」這一思想。布迪厄的文學場思想是把文學這一精神產品放置到整個社會生活廣闊聲援場域中進行認識、分析的成功的理論模式。他在文學與社會的關系上，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作出了新的闡釋。正如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馬爾赫恩指出的，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有三個含義：一元論的物質本體論，「現實是同質的、沒有殘余，由許多物質性的模式構成」；現實由不同層次的同質同體的體系構成，基礎模式制約較上層次模式；主體之外存在著思想可以認識的客觀世界。而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國外當代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的一元論的物質本體論、列寧的認識論以及毛澤東的認識論即實踐論等思想中，引申出意識形態的物質實踐論，意識形態的文化生產是具有物質實體和物質結構的生產。比如，文學作品的意義，是語言作品的結果，即文本生產，這種生產的基本要素話語具有物質的具體性。而布迪厄則進一步發展了文學生產的物質性思想，提出文學場是社會客觀物質性的表現，明確地指出，文學場在社會場域中的特殊位置，決定了研究文學場除了要考慮文學作品、作者、讀者因素，還須關注贊助商、出版人、監察機構等行動者和社會制度的影響力。文學作品的價值不只來自文本的互文性，也不僅源於它所反映的外部社會，只有在文學場中，文學作品的價值、作者的決定權威與文學內在傳統之間，與外部社會場域之間的作用力才是清晰可見的。

值得稱道的是本書的作者對於布迪厄文學場的思想的理解是准確的。書中指出，根據布迪厄所說的文學場中的藝術生產中的制度性力量的論述，「文學制度包括了調節和管理文學與社會、文學生產和接受等方面的一整套的文學機制」，比如一些被承認和已確立的機構，在決定文學生活和文學經典中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教育、大學師資、文學批評、學術圈、自由科學、核心刊物編輯、作家協會、重要文學獎。「在我看來，這一層面大致相當於『制度』的物質性層面。而這些物質性因素並非是外在於文學活動的外部因素。應該說，這些所謂的外部因素本身就制約和規范著文學本身。並且，這些因素必然會在一定的程度上內化為文學的內部結構。因而，實際上，文學制度中必須蘊涵著對文學觀、價值觀等觀念系統諸方面的規范和限定，可以說，這一層面大致相當於『制度』的意識性層面（而我們目前在對文學觀和價值觀的研究中，往往忽略了文學中必然包括的物質性因素對其的形塑力量）。」本書從這些范圍來規定文學制度，而且提出不同意只把文學制度看作為文學的外部因素的觀點，是符合布迪厄關於 對文學的社會學批評不是損壞其文學內涵，相反是對文學經驗的深化與豐富的思想的。

當然值得讀者進一步關注的是，本書並不是對國外文學社會學的文學制度理論簡單、生硬地照搬亂套，而是在對茅盾文學獎評獎活動實踐過程的全方位資料搜求和細致的把握中，作了認真的分析研究。這一點，我想任何仔細的閱讀，都會發現和認同。本書開拓了對茅盾文學獎評獎活動的文學制度研究的新的理論課題，其中有些觀點還可以進一步論證和深化，但無論如何都會給讀者帶來一些新的感受，而且也可能會對在我國還要繼續進行下去的茅盾文學獎的評獎活動有所助益。

馮憲光
2008年4月於成都川大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