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揚州徽商與東南地區文學藝術研究：以「揚州二馬」為中心

序
引言
第一章　徽商與揚州園林
第一節 「揚州二馬」家世與生平考述
第二節 中國園林文化中的揚州園林
第三節 清代徽商與揚州園林
第四節 「小玲瓏山館」
第五節 小結
第二章 「小玲瓏山館」築建的人文情懷與文化生態圈
第一節 「揚州二馬」的人文情懷
第二節 文化生態圈的結構及運行
第三節 厲鶚與「小玲瓏山館」
第四節 樊榭詞再論
第五節 結論與餘論
第三章　文化互動：「揚州二馬」與「揚州八怪」
第一節 「揚州二馬」與「揚州八怪」交游考略
第二節 「揚州二馬」的藝術修養與文化消費
第三節 「揚州八怪」的價值取向和藝術趣味
第四節 文化互動的歷史與當下意義
第四章　文化視野中的徽商詩詞創作
第一節 「揚州二馬」詩詞創作概論
第二節 序跋文化中的徽商詩詞創作
第三節 文學創作中心和邊緣關系中的徽商詩詞創作
第四節 地域文化交融中的徽商詩詞創作
第五章　徽商的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以藏書刻書為中心
第一節 徽商藏書、刻書鉤沉舉要
第二節 徽商藏書、刻書與文化傳承
第三節 徽商藏書、刻書與清代朴學
第四節 餘響
附錄一 「揚州二馬」年譜
附錄二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揚州徽商二家家藏本輯錄
附錄三 厲鶚《樊榭山房集》拾遺
參考文獻
后記

文化研究無疑是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的熱點，我這里所說的主要是文學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我們欣喜地看到，對於某些文學現象的「文化觀照」或「文化解讀」（透視），確實已經做出了一定的成績。不過，這一類著作讀多了，我也有一種想法，即相關的研究很容易落到一個套路中去。最明顯的問題是，不管是談唐代，還是談宋代，甚至談明清，有時候，文學現象不同，可是某些著作所賦予的文化解釋思路卻經常大同小異。這就不免引起懷疑：是不是我們有時也會濫用了「文化」這兩個字？

照我看來，文學與文化的關系，固然有不少共性，但既然是面對不同的現象，則就具體的研究來說，找出個性，可能是更為重要的一件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非常高興地看到方盛良博士的這部《清代揚州徽商與東南地區文學藝術研究》出版。

這部書所討論的主要是「揚州二馬」與當時文學藝術發展的關系，涉及到商業文化與文學的互動。馬日琯和馬日璐兄弟都是寓居於揚州的徽商。徽商和揚州的關系，自明代以來，便十分密切。作為一座商業城市，揚州的繁華並不始於明代，但經過了宋代的蕭條，揚州自明代開始了其又一次的繁榮，卻是事實，而這一切，和徽商也不無關系。 萬歷《揚州府志·序》：「揚，水國也，聚四方之民。新都最，關以西、山右次之。」陳去病更直截了當地說：「徽人在揚州最早，考其時代，當在明中葉。故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五石脂》）徽商的重要特點之 ，是具有強烈的文化追求，他們自己不一定都善於屬文，佃大多喜歡交結文人。這一現象從明代就開始了，陳繼儒在其《馮咸甫游記序》中就記載說：「新安故多大賈，賈啖名，喜從賢豪長者游。」（《周公先生晚吞堂小品》卷十三）說是好名，固然有理，但也不排除發自內心的喜愛，就如同明代的一個徽商吳文明所說的：「吾雖游於賈，而見海內文士，惟以不得執鞭為恨。」（袁中道《珂雪齋集》卷十七《吳龍田生傳》）不過，賈而能儒，賈而能文的現象亦屢見而非一見，「揚州二馬」尚是后出，他們的生活形態只是明代巾葉以來徽商、特別是寓居揚州的徽商的一個縮影。

這里更應該提到的是「揚州二馬」的書商身份。「揚州二馬」以「小玲瓏山館」而薺稱於世。「小玲瓏山館」主要是以藏書樓的形象而引起人們贊嘆的，因為這里曾吸引了不少文人學士前來讀書，如厲鶚即在此居住多年，完成了多部重要著作的撰寫。其實，「小玲瓏山館」同時也還刻書，盛良即對此多有勾稽，如指出《四庫全書》中曾采用了馬氏所藏並翻刻的二種珍貴文獻：《干祿字書》、《五經文字》和《九經字樣》。「揚州二馬」的這種行為模式，倒讓我想起了南宋書商陳起。陳起在當時，既藏書，又刻書，對那些無力購書的江湖詩人，還借給他們看，在這方面，「揚州二馬」真是可堪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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