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何以至此——從小事件看清末以來的大變局

第一輯 末路的罪與罰
“糞桶妙計”與“師夷長技”
殺降的“國情”與“公例”
清末“國有”與“民營”的激斗
“官不過問”的失敗
失敗的烏托邦︰“天國”悲劇
歷史的見證者︰容閎的獨特意義
“二張”的命運
“有學有術”張之洞
總督的抉擇
第二輯 民國的新意義
梁啟超百年前憧憬“上海世博會”
“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五四”的力量
梁漱溟的意義
教育總長蔡元培
大學不是衙門
新文化與新教育
“國家”︰從維新到五四
第三輯 新鮮的記憶
沉重的“外交笑話”
“蔡文姬”向“曹操”懺悔
“燈塔”與“大橋”的命運
貝多芬中國“獲勝”記
“抒情”的解放
“流行”的流行
相對論“遭遇”中國政治
生命的浪費︰沈從文的內心獨白
沉重的疑問
文章千古事
莫讓歲月空流逝
“國學熱”中說“國學”
第四輯 歷史︰何以至此
列寧為何討厭瑞士
既得利益集團與路易十六的斷頭台
從“自由主義”到“國家主義”
——森有禮的悲劇
引人深思的兩個莫斯科之旅
何以至此

本書內容看似龐雜，但大體說來，還是三方面的“人與事”。

首先，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人與事”。

中國近代史以鴉片戰爭為開端，從某種程度上說，楊芳傳統的“糞桶戰法”和林則徐突破傳統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隱喻了以後貫穿中國近代史的兩種救國途徑間的“緊張”。

鴉片戰爭爆發後，清軍連吃敗仗，朝廷忙將赫赫有名的猛將、果勇侯楊芳調到廣東前線御敵。面對英軍的船堅炮剩，楊芳在廣州城廣搜馬桶，尤其是婦女的經期用品，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因此留下“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長播粵城中”之譏。

其實，以馬桶，尤其是婦女所用溺器、經血布等“穢物”作為破敵法寶，並非楊芳的發明，而是頗有些年頭的傳統。遠的不說，稍前的乾隆年間，山東白蓮教王倫起事，圍攻臨清城，守城官軍就將雞血、糞汁灑在城上，並找來一些妓女赤身裸體站在城上，以陰門向敵，以破敵陣。稍後的太平天國時期，太平軍守城時也曾將女性擄去，脫褲站在城牆上作為守城之法。由此看來，楊芳還真算“文明”了，因為他並未如“傳統”那樣直接以女性下體面對敵陣。

所以，楊芳此舉只是當時國人習以為常的“常識”，實不應對其大加嘲笑。不過，唯其如此，林則徐大膽突破傳統“常識”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更令人欽佩。因為，此舉當時不僅應者寥寥，而且林則徐還因此被批為“潰夷夏之防”、“以夷變夏”。就是說，破壞了“狄夷，，與“華夏”問的“文化防線”，使“華夏”被“夷化”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在中國近代化“開篇”的遭遇，預示著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艱難曲折，主張“師夷長技”者，以後一直受此嚴斥。

容閎是近代留學“第一人”，1854年即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歸國，他親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強，更感到中國的落後，決心“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曰趨于文明富強之境”。為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先後了解、參與了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唯一“全程”參與近代史的幸運者。他的一生，不僅像鏡子一樣映照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而且有迥異于他人的獨特意義。

張之洞是晚清重臣，他從反對洋務的“清流”轉而成為洋務運動的後起之秀的歷程，頗耐人尋味。一旦從只會“坐而論道”的“言官”成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他就明白空談誤國的道理，轉而務實，開始致力于洋務。當然，作為久經宦海的老臣，他深得通權達變之術，在政治形勢的“守舊”與“變革”中左右逢源。當然也有左支右絀之時，甚至有過幾次嚴重危機，但最終“有驚無險”——最緊迫的一次，他毫不留情地斬殺了數十名策動自己“起事勤王”、支持維新的門生。

在社會轉型中，思想的爭論同樣激烈。1912年秋，留學美國的陳煥章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孔教總會”，康有為任會長，他任總干事。從袁世凱奪得大權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幾年中，各路軍閥廝殺爭戰，你方唱罷我登場，掌權者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但無論誰掌權，陳煥章都能得到賞識，並非這些軍閥寬宏大量、不計前嫌，不管他曾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敵服務，而是他們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設斯息”有利于自己統治的道理。陳也明白，自己在亂世中謀權謀利的不敗法寶就是“孔教”，誰掌大權“孔教”就為誰服務。正是從這段歷史中，魯迅得出了引起時人強烈共鳴的孔子只是“敲門磚”的結論。而對儒學推崇備至、有當代大儒之稱、對當代海內外儒學“復興”厥功至偉的堂堂哈佛大學教授、著名學者杜維明，在《道學政》中也承認︰“對儒學公共形象的最嚴重損害，並非來自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或其他西化論者所組織的正面攻擊，而是來自極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倫理鞏固統治的軍閥以及同流合污的傳統主義者。”

第二，是當代的“人與事”。

當代的“人與事”最主要特點之一，是“政治”與“生活”緊密相連。

愛因斯坦僅在1922年末從歐洲乘輪船訪問日本時，往返路過上海並停留了兩三天。他絕不會想到，半個世紀後，他的相對論和他本人竟會在中國大遭批判，成為中國國內政治斗爭的一個“題材”，直到1978年才獲“平反”。這出折騰了將近十年的鬧劇早成笑談，但泛政治化思維，將學術問題政治化的惡劣後果，留給人們的教訓與反思格外的沉重。

後人很難想到，西方古典音樂曾經被嚴禁，以至于“無標題音樂”能否上演，也與最高層的政治斗爭緊密相連。粉碎“四人幫”後，能否公開演奏貝多芬的音樂，誰都無權做主，層層請示，最後由政治局開會才“拍板”。

改革開放以後，對平民百姓文化生活影響最大的“現象”之一，是中斷了近30年的“流行音樂”突然再次流行，但引起的爭論也最激烈，爭論時間也長達十幾年之久。這十幾年對流行音樂的時禁時放，時放時禁，反映出“轉型初”復雜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態。手拿話筒，邊唱邊走，邊唱邊舞，被作為腐朽、墮落的表現而大加批判。架子鼓、沙槌、電吉他、五光十色的燈光、舞台中間有斜形台坡等等，女演員穿短褲、短裙在台上蕩秋千，報幕員穿得珠光寶氣，迪斯科、披肩長發、緊身衣、牛仔褲等都被作為流行音樂的“符號”而嚴批。台灣兒童歌曲《童年》受到種種嚴厲批評︰“實際上，《童年》所塑造的‘童年，，是台灣社會制度下產生出來的畸形兒，是一種扭曲、變態的童年，這種童年在我國(大陸)是少見的，即便是個別存在，也只是個別教育的問題，無須用歌唱大做文章。”《童年》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說鄧麗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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