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琬年譜

序
凡例
宋琬年譜
引用、參考文獻
後記

超宏兄的《宋琬年譜》即將出版，他從杭州打來電話，命我為之作序。我一听，不由惶恐之至。一則是，我從未作過名人年譜，對撰寫年譜的知識和學問知之甚少；二則是，我沒有就宋琬作過研究，對這位譜主的生平履歷、詩文詞曲，都所知不多。出此二難，我只能表示︰學疏才淺，人微言輕，敬謝不敏。無奈超宏兄專要找不諳譜學、不熟譜主、不入時流的老人涂鴉，我也就無言以對。只好勉為其難，答應拜讀大作，寫幾句讀後感，以充濫竽之數。

宋琬是明清易代之際重要的詩文家和詞曲家，王士禎當年在眾多的文學家中特地標舉“南施(閏章)北宋(琬)”為康熙間詩文之冠，錢謙益稱他為“詩人之雄”，都可見時人評價之高，其地位之重要，影響之深遠。宋琬身處社會激烈動蕩的年代，經歷了明之覆亡、清之建國，以及清初多次政治風浪，因之入清後，仕途坎坷，顛簸起伏，競至二次入獄，反映了許多漢族知識人士朝不保夕，舉步維艱的悲劇命運。他文才卓異，所交皆文章山斗，舉世名流，其間南北游走，詩酒唱和，抒堍吐磊，都飽含著一代士人的精神彷徨和憂憤。這樣一位富于時代特征而又才華橫溢的時代典型，過去沒有他的年譜，近時雖有他的“簡譜”問世，但因取意在“簡”，也就無法充分表現激蕩的社會氛圍和譜主復雜的人生經歷。超宏兄選宋琬為譜主，表現了他有過人的學術敏感和迎難而上的決心。這部《年譜》的問世，不僅彌補了以往的缺陷，也極有益于推進宋琬研究的發展。

這部年譜的主要貢獻是，它以豐富的文獻資料為依據，首次完整、縝密地考述了宋琬的家世，記錄了他的生平履歷，仕宦浮沉，文學活動，作品系年，即把譜主顛沛紛繁的六十年經歷和豐富的文學創作，都以年譜記事的簡明文字，有條不紊地歸納到相關的年月中去，讓我們在當時社會文化背景下了解譜主的生活，了解其文學創作的發展過程，成為學術史上第一本全面而詳細的的宋琬年譜。《年譜》既詳列了譜主一生經歷，又提供了許多生活細節，有身臨其境，如見其人之感，讀來更饒有興味。例如在涉及文學創作的部分，《年譜》記載︰明崇禎間，宋父京城為官，琬年十八九歲，他在京與親朋讀書游飲，文字中有一付天街躍馬，語驚四座的姿態。三十二歲，清兵南下，宋琬南逃，一路至江南，遂有“干戈頻解纜，無術奈愁何”的離亂哀愁。入清後，宋琬幾度為官，見了鄉國成墟，人民苦難，有過“雄健磊落”之作。此後，經歷了驚心動魄的牢獄之災，生死浮沉，終于發出“曾與江郎書恨賦，莫將刀筆博公卿”的感嘆。王士禎說到宋琬晚年詩歌，謂“氣格沉穩”，其實就是指他人生態度和詩風的歸宿。《年譜》為我們“讀其書，想見其為人”，理解其文學創作，提供了很好的途徑。由于這種學術功能，這部年譜也將成為了解、研究宋琬必備的書目。

撰寫年譜，要求按之有故，出之有本，因而它在資料搜集和事實考證上要求很高。不沉潛其中若干年，不掌握譜主和相關人物的全部資料，並對史實作深入的分析辨證，恐怕難以下筆。反言之，資料越豐富，考證越精深，就越有價值，越有生命力。我讀過超宏的《明清曲家考》和《明清浙籍曲家考》，已看出他做的是扎實的學問，一貫注重文獻、擅長考證，不尚空談，在年譜撰寫上已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現今的新作，則更進一步發揮了他的特長和一以貫之的學風。這部《年譜》不過二十余萬言，作者參考引用的方志有六十多種，總集、別集二百多種，其它子史雜著數十種。這些書籍，大多卷帙浩繁，查檢如沙里淘金，往往百不獲一，閱讀總量難以數計。加上有的書籍屬孤本或稀見本，查找抄閱更是困難重重。可以想見，年譜中那些珍貴的資料，無不費盡了作者的心血。字字行行，都可謂來之不易。有了這樣的文獻積累，宋琬一生的行蹤和文學活動記述才有了詳實的文獻支持，以譜主為中心的清初文壇也顯示出激蕩多變、多姿多彩的面貌。

本譜不單以文獻詳實見長，在繁富的史料面前，作者更著力于材料的梳理、鑒別，並對史實作出分析、考訂。故本譜對所引資料涉及的事實真偽、時間地點、人物行跡都細加辨證，糾正了許多謬誤，還原了很多事實真相。比較突出的例子，如以宋琬自己的詩文和《康熙萊陽縣志》為據，考宋琬入貢在崇禎乙亥(1635年)，糾正了王熙《宋公琬墓志銘》所說“乙丑”之誤。以譜主順治三年(1646)中舉，次年中進士，僅一次參與會試，釋宋琬詩“三度宮槐黃”，非指三次應進士試。據《清實錄》、《清史稿》，考宋琬由寧紹道台升任浙江按察使，時在順治十七年十二月，而非誤傳的順治八年。考康熙十二年(1673)，已升任四川按察使的宋琬，攜家屬經水道人川，四月抵成都。本年冬，人覲留京。聞吳三桂反，成都陷，宋琬驚怖以死。糾正《乾隆山東通志》所說“尋升四川按察使，致仕歸”的錯誤。通讀全譜，這類訂訛糾誤文字隨處可見，這表現了作者一絲不苟的求真態度，也表現了作者的才識。諸多考訂，為讀者了解事實掃除了很多障礙。由于作者資料工作做得非常細致，本譜也就有許多可喜的發現。如在現存的《宋琬全集》或《安雅堂全集》外，作者發現了宋琬的多篇佚作。其中有傳略，有詩序，有劇評，有書信。不管它們多長多短，它都是對譜主文學資源的補充，也為宋琬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這些都十分難得，彌足珍貴。尤其使我感興趣的，是年譜對宋琬雜劇《祭皋陶》創作時地的考定和本劇演出資料的發現。按照今人校本《安雅堂全集》所附顏光敏《送宋觀察荔裳之蜀》詩注，謂“獄中有《祭皋陶》雜劇”。意為該劇作于順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年(1663)獄中。年譜卻以康熙刻本顏光敏《樂圃集》作校勘，原文謂“荔裳有《祭皋陶》雜劇”，不謂作于獄中。這就令人懷疑所謂作于“獄中”之說未必可信。在此基礎上，作者再從宋琬友人周金然的詩文尺牘、竇遴奇的《贈宋荔裳復官序》、杜溶的《宋荔裳雜劇題詞》及梁清標的觀劇詩、曹爾堪的《京華詞》等等文字中發現證據，這些友人和詩文家都明確記載，該雜劇的面世，在宋琬二次出獄後至康熙八年復官之間。年譜推定，它以作于康熙八年(1769)的可能性最大。 這一論斷，也許還可能引起討論，但年譜的推斷建立在原始文本校閱和堅實的旁證的基礎上，是比較可信的。譜中引用了該劇演出的許多詩文，都是珍稀少見之作，它們對了解此劇的社會影響，了解雜劇的舞台生命，都很有認識價值，也會引起戲曲史家的重視。

這部《宋琬年譜》系宋琬詳譜的創始之作，其中難免還有不少未盡人意之處。我相信，隨著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的深入，超宏兄必會作出更多的貢獻。徐朔方先生說過，年譜問世，即有終生之憂。這是非常深刻的激勵和警示。超宏定會“念茲在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