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第五十輯

《比較》是為讀者提供的一個有關比較制度的分析的學術性平台。

《比較》站在理論前沿，“以比較傳遞理念、思想和知識”，它會根據中國經濟改革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有選擇地介紹別國的經驗和教訓，轉軌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以及比較研究領域的發展。同時，有針對性地介紹國內外學術理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設計、政策建議和評論。

最近，《比較》主編吳敬璉、編委周小川和郭樹清等人，因“整體改革理論”對構建市場經濟的基礎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獲得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周小川在獲獎會上重申了對“整體改革理論”的認識︰中國改革具有整體性，是系統性的重構。是從集中計劃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種整體的轉變，中共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奠定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概括了“整體改革”的思想。而為了平穩、有效地推進改革，應堅持整體改革的認識框架，分清改革的先後次序，在動態中不斷實現“帕累托改進”，走漸進主義和上下結合的路徑，盡可能讓更多的人因改革而受益，從而積聚改革的動能。

然而，當前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矛盾漸次增多，導致人們對市場經濟改革中的問題，乃至方向充滿了疑問。積聚改革的動能似乎正在喪失，各種各樣的“藥方”大行其道，鮮有意見繼續思考如何建立市場經濟的一整套規則，發揮市場經濟的系統性功能，不斷實現帕累托改進。為此，本輯《比較》針對那些頗具“口號”性的“藥方”，提供幾篇前沿理論文獻，專門來探討“民主與法治”、“憲政與行政權力”以及“經濟學依然重要”的議題，以供讀者辨識與思考。

開篇田國強等人的文章《破除“中國模式”迷思堅持市場導向改革》，針對當前備受熱議的“中國模式”，運用經濟學基本原理、現代經濟理論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解釋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功，來源于符合普遍經濟規律的市場化改革，而非所謂的“中國模式”。因此，未來中國要實現更深層次的改革突破和發展創新，還必須進一步加快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行政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

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溫加斯特，《比較》的讀者一定不陌生，《比較》發表過他與經濟學家共同研究中國以及轉軌國家改革的多篇文章，《民主與法治的政治基礎>一文是用博弈論探討問題。首先，他強調“有限政府的核心特點就是法治，一個法律無所不在的社會，而非一個政治權力橫行的社會。”這肯定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準。而民主和法治能否存續，取決于政府官員能否遵守對他們自身行為的一系列限制。而維持這些限制需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要解決公民之間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協調難題，使廣大公民可以采取_致行動，從而能夠約束政府官員；第二，這些限制或約束必須是“自我實施”的，即遵守這些限制符合政府官員自身的利益。文章用英國光榮革命和美國密蘇里協定為例，研究了諸如民主制度的穩定性、多元化社會和精英協定等一系列問題，進一步闡述了自我實施的理論框架。

同樣是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以研究歷史制度分析著名的格雷夫，則從行政權力的視角解釋了憲政的起源，並對多個國家的憲政歷史進行了比較。格雷夫認為，憲政的產生是為了便于強者（統治者和行政人員）之間的合作，因而憲政並不一定能保護非強勢群體的產權，也不確保有利于經濟繁榮的政策必定會出現。但是，憲政與繁榮仍然正相關，因為“中等水平的行政權力往往導致精英和渴望成為精英的新經濟階層之間的沖突。憲政主義意味著中等水平的行政權力提供了一種和平吸收潛在精英的制度化方法。對這種情況的預期反過來又會激勵非精英階層追求新的財富源泉。由于潛在精英帶來新的財富源泉，沖突更有可能以帕累托最優的方式得到解決。憲政主義和繁榮相互強化”，從而與社會繁榮互補。

“前沿”欄目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篇演講，這多少有點讓我們有尋回先前那個偉大學者伯南克的驚喜。他認為，目前對經濟學界的一些批評混合了三個交叉但又相互獨立的部分︰經濟科學、經濟工程學和經濟管理學。當前的金融危機更多反映了後兩者的失敗，而不是前者的失敗。事實也表明，經濟學對于理解危機的關鍵方面以及制定合適的應對措施，是相當有幫助的。但這並不能說明經濟學就已經完美無瑕，危機及其相關的一系列事件對一些重要的經濟學原理和研究提出了挑戰，例如對人類行為的建模，對資產價格泡沫產生和傳播機制的研究，對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決定因素的探討，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之間關系的研究，等等。

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和人口結構變化，醫療和養老問題日益嚴峻。本輯《比較》特地設立了一個“社保專欄”，組織了三篇文章來探討這方面的問題。韓國經濟學家權純晚討論韓國政府為應對老齡化而制定的長期護理保險政策，並把這一政策和德國、日本的類似政策進行了比較，提出了韓國長期護理保險政策面臨的挑戰。約翰‧坎貝爾等人從支出方式、社會保險方式、覆蓋面、融資模式、政策設計、服務收費等方面分析了日本和德國公共長期護理保險政策的差異和共同點。彼得‧辛格是對美國醫保體制改革的分析，從生命價值的角度淺顯易懂地討論醫保配給的必要性，以及應該如何來設計最佳的醫保配給方式。

“比較之窗”欄目聚焦于我們的近鄰日本，是一篇關于日本收入集中度歷史變化的文章。作者為2009年克拉克經濟學獎得主伊曼紐爾‧賽斯和日本經濟學家森口千晶，文章分析表明，日本曾經是一個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但二戰導致日本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突然下降。戰敗後的日本經濟結構的變化，以及稅收政策、公司治理和人力資源管理的根本性變化，使戰爭期間收入不平等下降的效果得以延續。由于日本在戰前和戰後非常不同的收入集中度下，實現了兩個“經濟奇跡”，因此分析表明，如果沒有外生推動力，再強有力的再分配政策也很難實施。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也要比經濟學文獻中經常假定的簡單關系復雜得多，且特定的制度背景極為重要。

關志雄的《金磚四國的主角中國——全力推動世界與日本經濟》文章著重指出日本企業當下的迷思，分析了日本和中國經濟之間的緊密關系。他認為，推動日本經濟復蘇的“新興國家效應”的大部分源于“中國效應”，今後中國市場依然會以高于其他新興國家的速度繼續發展，因此如果日本企業堅持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的舉措，將會付出極高的機會成本。

銀監會王勝邦的文章詳細介紹了金融危機後全球主要經濟體推動的商業銀行資本監管改革，分析了新達成的第三版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Ⅲ）對中國銀行業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中國可能的應對政策。

“法和經濟學”欄目主要討論除公司式治理機制外，是否還要其他能夠進一步降低代理成本的治理機制。作者的答案是︰合伙式治理機制。文章比較分析了合伙式治理機制相對于公司式治理機制的成本優勢，還探討了合伙式治理機制對公司形式、稅收以及合同執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書是《比較‧第五十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