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革命︰細說晚清七十年

第一輯 1840︰定勢
林則徐與“文化安全”
“糞桶妙計”與“師夷長技”
“北洋”興起的歷?諷刺
“柔遠”與普世價值
使清王朝“起死回生”的關鍵奏折
第二輯 1851︰求索
“天國”悲劇
曾、趙之辯︰清王朝到底還能撐多久?
成大事不能昧于歷史大勢
李鴻章與“阿思本艦隊”
“發威馬齊”的意義
“華夏中心”與新的世界圖式一一徐繼畬的命運
“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一一嚴復思想簡論
“一簑煙雨任平生”一一郭嵩燾的命運
第三輯 1863︰接軌
殺降的“國情”與“公例”
最高的“接軌”
同文館之爭︰? “特殊性”“普適性”的初次激辯
被打出來的“海軍司令部”
為清廷“打工”的美國外交官”
近代新詞與中日“師生易位”
“牙科進士”與“處級和尚”
近代中國的“公共空間”
第四輯 1875︰政爭
工程與政治︰重修圓明園的政壇風波
慈禧手中的“祖宗之法”
莫道昆明池水淺．原來是為“練海軍”
“天津教案”中的官與民
“臣不得不死”一一封建專制下的君臣關系
“二張”的命運
清末“國有”與“民營”的激斗
鐵路與政爭
“官不過問”的失敗
第五輯︰1898︰變局
晚清的兩次“行政改革”
悲壯維新
東山再起李鴻章
風口浪尖李鴻章
“有學有術”張之洞
總督的抉擇
1905︰三種力量角力中國
第六輯 1911︰革命
清廷“制造”革命黨
何以“激進”?
中國的“百科全書式”巨人一一梁啟超的現代意義
“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
容閎的獨特意義

1867年的一個夏夜，時任兩江總督的重臣曾國藩與幕僚趙烈文聊天時談到時局，憂心忡忡，不知清王朝還能撐多久。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僕，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說，現在“天下”統一已經很久了，勢必會漸漸分裂，不過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權威，而且中央政府沒有先爛掉，所以現在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據他估計，今後的大禍是中央政府會先垮台，然後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發生這種災禍。

對他的判斷，曾國藩半信半疑，但歷史驚人準確地應驗了趙烈文的預言︰清王朝終于在1911年“抽心一爛”，土崩瓦解，距趙1867年預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徹底垮台正好四十又四年。

回顧這段歷史，清王朝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它的自作自受、自食其果。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古老的中華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名為 “現代”的外來文明的挑戰，迫使中國帶著深深的屈辱開始在通往“現代”的道路上蹣跚而行。然而，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艱難曲折，不僅因為它是外來、強迫、後發的，更是因為當時的統治者大清王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這個挑戰實際是“現代”開端的意義競毫無認識，因此不知所措，進退失據，步步被動，一拖再拖，一誤再誤，最終喪失了主動變革、主動“現代化”的機遇。這種主動權的自我丟失不僅使大清王朝最終覆滅，更重要的是使中華民族追求“現代”的進程被大大延誤，屢受重挫。

“船堅炮利”是近代國人對西方列強的第一個感受，身處抗英前線的林則徐對此感受更加深刻，因此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這本是克敵制勝的常識，也是尋常的治國之道，但林則徐等人卻因此受到“潰夷夏之防”、“以夷變夏”的嚴厲指責。在外患頻仍、內亂不斷的近代中國，此問題對清王朝能否“永延帝祚”至關重要，但清政府卻遲至二十年後才 “半心半意”地開始仿造“洋槍洋炮”！之所以說“半心半意”，是因為挽救王朝造槍造炮的“洋務運動”，卻遭到當時“主流”的激烈批判和極力阻撓，依然指責這是“以夷變夏”。多的不說，從中國應不應該使用電報的爭論中，就可看到阻力之大。近代中國外患內亂不斷，時時軍情緊急，能夠瞬息萬里的電報無疑是一直身處危境的清政府的當務之急。然而，“電報”卻被長期認為有害。李鴻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開辦電報事業，卻一直不被朝廷批準，最主要的理由竟是電報“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國”，因為“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人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木主。中國視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為尤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沖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丘墓，听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在這種邏輯中，電報的性質姓“天主、耶穌”，興辦電報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國傳統文化，中國人架設電線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設電線必然導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直到14年後，朝廷才準允李鴻章設立電報。

電報之利非常直接，顯而易見，根本不需要統治者“高瞻遠矚”即能明白。但如此“直觀”之利清政府都看不清，一個“電報”都辦得如此困難曲折，諸如行政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等事，其“好處”非常間接隱晦、需要長時間才能顯現，清政府更不可能積極主動進行了。總是在大難之後，如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才非常被動地作出某些“改革”。因為非常被動，因此在“溫和立憲”與“激進革命”的最後競賽中，以徹底推翻清王朝的“激進革命”勝出告終。

“辛亥革命”這些年來幾乎成為“激進”的代名詞，頗有人對清政府的“新政”“立憲”被辛亥革命“打斷”而深感遺憾。不經革命的大動蕩、大破壞而收革命之實效，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狀態，作為一種良好的願望，更是無可指責。但若強以近代中國的歷史來為之佐證，指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過激”，則有違史實大矣。康、梁想通過“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過激”？其實，人們似乎忘記，被尊為“辛亥之父” 的孫中山並非一開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設法上書清政府，想走“改良”路線的。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後，他才立志走上“革命” 一途的。發動辛亥革命的“革命黨”無疑是激進的，然而，開始只是人數極少、原本很難成氣候的革命黨，最後竟能一舉推翻清王朝，結束中國幾千年帝制，確實出人意料。這種天翻地覆之變當然有許多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其中還有一個不能說不重要的原因，就是實際上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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