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十年（一）︰一九八六——一九九○

序一（沈昌文）
序二（吳彬）
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八年
一九八九年
一九九○年
後記一
後記二

上天安排，讓我在二三十年前認識了一位身材短小、名副其實的小女子︰揚之水。

我那時在三聯書店工作，具體負責《讀書》雜志的編務。《讀書》是出版界名流陳翰伯、陳原和範用創辦的。我進去後發現，編這雜志的都是大人物，而且都是剛挨過大整恢復名譽未久的著名人士。

首先是陳翰伯找來的馮亦代。馮先生那時已年過六十，過去是外文出版局的專家，中國民主同盟的領導人之一。他的專長是美國文學，是黨外的著名外國文學專家。但是他更出名的是大量的社會活動。他在文化界號稱“馮二哥”，以善于排難解紛著稱。一九五七年，他耿直敢言，禍從口出，因而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c，又被打成“美蔣特務”、“二流堂黑干將”、“死不悔改的右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後多年勞役摧殘。現在他剛恢復名譽，復出任職，自然干勁十足。陳翰伯可謂識人。

另一個副主編倪子明，是範用多年的老戰友，出版總署的一位老處長。他是老黨員，在黨內挨過整，說他是“胡風分子”，因為他認識胡風。這位老黨員是位少說話多于事的老實人。連他這樣的人，過去也要挨整，現在想來，依然覺得奇怪。他黨齡很長，因此在編輯部地位較高。

另外就是史枚。他是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按“編齡”說，他最長。他曾是老共產黨員，據說胡繩當年都還是他介紹入黨的。範用聘他擔任執行主編，讓我十分驚訝。因為範用當年是人民出版社反右辦公室主任，史老就在他手里劃上“右派”的。現在作此安排，可見改革開放那些年頭思想解放的深度和範用他們的膽略。

因馮亦代的關系，又引進了著名的畫家丁聰來做版面。丁老又是一位著名的“大右派”。他同馮亦代一樣，為人“四海”，廣交朋友。馮同他又都是老上海，都同我特別談得來。

三聯書店名義上是家有幾十年悠久進步歷史的著名出版社，那時卻落得個“房沒一間、地沒一壟”的悲慘境地。我們在北京好幾個地方租些平房、地下室辦公。編《讀書》的都是經過浩劫復出工作的大牌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都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其忙無比。因此，編輯部內十分需要操作具體編務的助手。那時能找到的都是剛返城的知青，只能在他們中間找對書本和知識感興趣的年輕人。好在我們這些行政上的所謂“領導”，普遍學歷都是初中。當時的實際負責人董秀玉女士，是五十年代的初中畢業生。我本人更加特別一點︰正式學歷是初中一年級。而最早我們聘用的一位同事，是從雲南建設兵團回北京的初中一年級學生吳彬。還有一位當今的大學者，王焱，當年進《讀書》工作以前是公交車上的售票員，也是初中一年級學生。那些老前輩覺得這麼一些中學生當他們的助手，也還得心應手。因此，我們對這些知青，一點不歧視。

于是，一九八六年某天有位朋友欲介紹一位女士加入編輯部。她過去為《讀書》投過稿，不算陌生。一看簡歷，頗不簡單。這“不簡單”，按今天理解，必定是在海外某某名校上過學，等等。幾十年前，這位揚之水小姐的“不簡單”卻是︰讀過初中，插過隊，做過售貨員，開過卡車，等等。卡車司機居然對文字工作感興趣，而且確實在《讀書》發表過文章，令人驚訝。大家覺得合適，于是錄用。

這樣就同這位女士成為同事了。工作之余，也聊天，可大小姐卻往往“訥于言”，讓我探听不到多少底細。只記得，某日，我忽然請她背誦黨綱，她居然交白卷。我于是覺得這位部下水平不高。我過去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編政治讀物，所以我只會這樣考核部下。

她年輕，肯走路，于是經常派她出去取稿，實際上是做“交通”。這方面她效率挺高。但更令人意外的是，她所交往的作家學者，對她反映奇佳，因而效果也十分特出。最早是金克木先生。我同金先生也熟，知道他老人家博學，所以訪行以前必作充分準備。可是金老同揚之水更談得來。某次去取稿一篇，金老交來五篇，都請她代為處理，他對揚之水在文化上的信任，竟如此。此外谷林、張中行、徐梵澄，等等，都對她極有好評。張中行先生對揚之水有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三年他寫了一篇談揚女士的專文，居然說︰“我，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一生沒有離開書，可是談到勤和快，與她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風。”作者和編輯的交往到如此莫逆的程度，實為我畢生所僅見。

我到了多年以後才知道，她是把同作者的聯絡當作一種“師從眾師”，所以十分得益。她說過︰“我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到了《讀書》，一直到一九九六年。這十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在《讀書》認識的作者都是頂尖人物。這對于我來說是‘師從眾師’了。不限于某一老師，這樣就不會有一種思維定式，視野就更開闊了。那種幫助是一種影響，等于是在他們中間燻陶出來。我和徐梵澄先生的交往，在這方面受益就特別多。他特喜歡陳散原的詩，我幫他借，借完以後我自個兒又抄了好多，全都是營養。”

一九九六年，揚之水與我同時離開三聯書店。我是退休，她是轉業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以後她著述迭出，恕我不一一列舉。我不大能看懂她的論著，于是人們問起她，我往往回答說︰她現在在開文化卡車。她在文化大道上駛行不休，暢通無己，委實高興。

《讀書》雜志在前輩的帶領下，在吳彬、王焱、揚之水這麼一些中學生的實際操作下，何以成功；保守如沈昌文之流，何以在老前輩的帶領下，一大批初中生們的促進幫助下，慢慢地、不得己地蹣跚前進；而揚之水這位卡車司機，怎麼能在《讀書》雜志打工若干年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開始如此熟練地馳騁在文化學術的大道上，這都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八九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些謎。要知道謎底，請一讀揚之水女士的這本日記。

沈昌文 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