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講義：演化論的視角

前言及鳴謝

這部作品，是我從未計划寫，卻在最短時間內寫完的一部長篇。沒有計划的寫作，如同冥冥之中，大自然的隱秘計划，借着作者的筆，借着演化過程的一連串偶然事件，呈現於作者眼前。

懶散，是我最突出的個性。以這樣的個性謀生，能生存至今天，仰賴偶然因素。1993年以前，我不寫文章，也沒有文集。那時只有兩大愛好——讀和吃，我寫過這件事，是我家鄰居對小李說的——Rona，your dingding is good，just reading and eating。這里隱含了許多感慨，許多故事和坎坷，不過這是許多年以后再見面時我才知道的。我是 1990年獲得博士學位的，現在已經很老了。在西方的學術界，一個人博士畢業后的二十年，沒有發表英文論文，怎麼還在大學里呢？這是第一類偶然事件。偶然太多的時候，我們傾向於分類，這是賦予理性解釋的第一步，一旦有了令人信服的理性解釋，偶然就轉化為必然了。第一類偶然，與中國和西方的差異有關。中國是轉型社會，西方是穩態社會。中國轉型的趨勢，最近幾十年是經濟上的，從計划向着市場過渡，至於是怎樣的市場，還很難說。而且，轉型期究竟從何時開始，也有爭議。我傾向於認為這一次轉型始於清朝晚期，如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寫着的那樣，「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據此，則這一次轉型的趨勢就不僅僅是關於經濟的，而是從傳統的，向着西方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的轉型。

可想而知，這里包含了多少潛在和明顯的沖突，概而言之，只是一個字：「亂」。於是從晚清一直「亂」至今天，融入了中國歷史治與亂循環的一個環節。毛主席講「天下大亂」意味着「天下大治」，現在反思，這是說了辯證法的前一部分，后面的那部分，他老人家心里明白，不能說。韋伯是學者而非政治家，於是他講了治與亂的全部道理而不僅僅是一部分，流傳至今，稱為「政治社會學」。關於偶然因素，最近幾年，我更喜歡探討的不是韋伯政治社會學而是《黑天鵝》這本書。結果，我發現一位同好者，是我喜歡到試圖為她寫傳記散文的 Graciela Chichilnisky，她也研究「黑天鵝」，而且在 2010年發表了一篇論文（Chichilnisky，2010-March，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with Black Swans」），試圖為黑天鵝事件提供統計學基礎。她寫這篇文章，是受了這一次華爾街金融危機的刺激。我和她都探討黑天鵝事件，但動機不一樣。我和她都贊成這一定義：黑天鵝事件是概率極小卻產生致命沖擊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