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文化

前言
第一篇 准備戰爭的文化
第一章 從勇士文身到迷彩服
第二章 從回飛鏢到堡壘
第三章 勇士是怎樣造就的
第四章 戰爭游戲
第二篇 戰爭當中的文化
第五章 拉開戰幕
第六章 戰斗之樂
第七章 戰爭規則
第八章 結束戰爭
第三篇 紀念戰爭的文化
第九章 戰爭和歷史
第十章 戰爭和文學
第十一章 戰爭和美術
第十二章 戰爭紀念碑
第四篇 天涯靜處無征戰?
第十三章 短暫的和平歷史
第十四章 正在衰微的大戰
第十五章 天理難容的行為
第十六章 人類向何處去？
第五篇 假如沒有戰爭文化
第十七章 野蠻的烏合之眾
第十八章 沒有靈魂的機器
第十九章 沒有骨頭的男人
第二十章 女權主義的影響
結論：巨大的悖論

理論上講，戰爭只不過是為達到目的而使用的一種手段，是一種通過殺死敵人、擊傷敵人或以其他手段使敵人喪失戰斗力，從而服務於某一集團利益的行動——如果說非常殘酷，卻是理性的。

但在實際上，任何論斷都不能超越事實。甚至經濟學家，今天都已一致認為，包括部落勇士和士兵在內的人類，並非一心圖利的機器。無數事實證明，戰爭本身就具有強大的魔力——這種魔力會最大限度地激勵參戰者，然而其影響力又絕不僅僅限於參戰者。戰斗本身就可能是快樂的源泉，甚至是最大源泉。

從戰爭的魔力中產生了一整套圍繞着戰爭的文化。實際上，戰爭便浸潤於這種文化中。像所有其他文化一樣，這種與戰爭相關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各種「無用的」游戲、裝飾和裝模作樣之舉構成的。這些裝飾、游戲、裝模作樣，時而也會過頭，產生適得其反的作用。事實一向如此，將來大概也會如此。

要想充分地討論戰爭文化，不是一本書所能完成的，而需要整整一座圖書館。這種文化表現在：從古代的盔甲(或者說，在盔甲產生之前部落勇士塗在身上的顏料)到今天的迷彩服和獸紋裝，一直存在的遠非實用的形狀和裝飾；從古埃及人在特制的棋盤上通過象征物玩的兵棋，到今天五花八門的戰爭游戲、軍事訓練項目和軍事演習；從《申命記》中耶和華的訓誡(對於在戰爭中遇到各種敵人時如何應對所制定的基本原則)到今天國際法中不可勝數的條文。戰爭文化涵蓋了從軍人的舉止、習尚、文書、隊列、閱兵和其他各種儀式，以及無窮無盡的宣戰、作戰、慶祝和紀念戰爭的方式中，所體現出的武士的價值和傳統。

在許多社會，特別是塔西佗(Tacitus)曾描述過的部落社會、荷馬筆下的希臘那樣的封建社會，還有中世紀的歐洲、馬穆魯克(Mam—luk)時代的埃及和武士時代的日本，戰爭文化都享有極高的地位。例如，克雷蒂安•德特魯亞(Chretiende Troyes)在《珀西瓦爾》(Perceval)中曾說這是「上帝最高級的創造物和支配物」；16世紀的一位法國騎士皮埃爾•德布朗托姆(Pierrede Brantome)說騎士制度是「榮譽的宗教」，還號召賦予騎士制度高於所有其他文化形式的地位。相反的是，今天自詡「先進」的國家中，很少有如此高度崇尚戰爭文化的。軍人、戰爭游戲玩家、軍品收藏家，甚至軍史學家，都對此心知肚明。在最好的情況下，戰爭文化會被視為很久以前的，大概也不那麼理性、不那麼實際、不那麼人道的古代社會的一種古怪的殘余。

在最壞的情況下，這種文化會遭到否定、摒棄、忽視、嘲諷，或者被斥為孩子氣的「好戰」。正如無數關於軍事智慧、軍法、軍樂甚至軍隊伙食的笑話所暗示的，戰爭文化經常被蔑視為喧鬧、粗俗和鄙陋的。

有人甚至聲稱戰爭與文化是截然對立的。在拜倫爵士等人的眼中，戰爭完全是「割斷脖子、砸碎腦袋的藝術」；因此，每當軍旗升起、軍號吹響時，他們都會移開目光，捂上耳朵。另外一些人，雖然願意承認的確存在一種戰爭文化，卻視之為萬惡之首，是「軍國主義」。學術界，特別是許多政治思想左傾的學者，尤其喜歡這樣思考問題。這也許就能解釋：為什麼諸如《中世紀的兵器和盔甲》、《德軍軍服》或《世界各國戰斗機》之類的書很受歡迎，但對於戰爭文化進行全面研究的學術着作卻從未面世。這也許還能解釋：為什麼一本自稱主題為古代社會的「戰爭標志」的書，內容卻可能是在討論兵器、盔甲和戰術。

即使對戰爭的指責是正確的，也不能說明戰爭文化就不值得認真關注。戰爭在人類事務中一向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位英國官員曾對我說過的，任何帝國、任何文明、任何民族或者任何宗教的崛起，莫不以在這種「打打殺殺的事情」上取得優勢為先決條件。通常，最成功的思想、宗教、民族、文明和帝國，都不過是設法獲得了最多的大炮，然后利用大炮將其余的對手壓制了下去。相反，鮮有偉大的思想、宗教、民族、文明或帝國，在衰亡之前不試圖通過武力來挽救其命運的。盡管悲天憫人的心靈厭惡這樣的事實，但戰爭及其文化的確是人類歷史和人類生活中不可割裂的要素。它們作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需要予以了解。而為了了解它們，就應當以研究人類生活的其他部分同樣的認真、認可的態度來研究它們。

而正如本書所試圖揭示的，人們對戰爭的指責經常是不正確的。即便今日，當大多數發達國家都不再實行征兵制，軍隊重新由職業軍人構成時，大多數平民和軍人之間也並非黑白分明的。的確，軍人不是千人一面。也許有些軍人感覺遲鈍、冷酷無情、粗魯野蠻，但絕對沒有理由認為這樣的人在軍隊中就比在其他行業中多；相反，倒是有理由認為：那麼多「文明」人能夠陶醉於高雅的情趣中，原因之一就是有軍人在替他們干臟活兒。因此，只有「偏見」這個詞，可以解釋為什麼軍人創造並浸潤於其中的那種文化，經常會被認為低劣於其他群體的文化，無論這些群體是牧師、商人、職員、工人、白人、黑人、女人，還是從癌症中康復的人。

實際上，戰爭繪畫、盔甲、軍服和武器，較之平民的服裝，同樣有趣，同樣歷史悠久，同樣與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密切相關。軍隊的典禮不僅像平民的典禮一樣復雜精細並充滿象征意義，而且往往對后者有示范作用。的確，時常有軍人無視或踐踏戰爭方面的法律，或以之作為掩飾一些人冷血本性的幌子；然而，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所有其他領域中用以規范人們行為的所有其他法律上。從荷馬史詩到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既能給人們帶來無比的歡樂也能帶來難言的痛苦的戰爭，歷來能激發出偉大的文學靈感。從希臘薩莫色雷斯島展翅欲飛的勝利女神像，到華盛頓黑色的V形越戰紀念碑，為紀念戰爭而建造的建築也是如此。

很多對戰爭文化嗤之以鼻的人，都不過是些自以為是的人(對他們根本不必理睬)或者是些對戰爭一無所知的人(就他們自身而言倒是幸運的)。有些故意忽視戰爭文化的人也是對戰爭一無所知的人，然而對我們其余人來說這卻很不幸，因為他們非常危險。我指的是那些自詡為「新現實主義者」的人，他們就像童話里制造麻煩的小妖精，他們當真認為戰爭就是政治(或者多半是官僚們就預算問題展開的爭斗)的繼續，而不是別的。他們從沒當過兵，完全無視戰爭會引發巨大的傷亡，而打仗的人也是血肉之軀這一事實。他們舒舒服服地坐在辦公室里，整天處理的都是些抽象的事情。他們的眼里除了「效用」和「利益」之外，再無其他。他們認為戰爭文化與手頭「現實」的事務風馬牛不相及，因而也會以此為出發點來決策處事。他們中就有一些人在華盛頓或者其他國家的首都擔任着要職，或身處只要他們願意就能把他們的同胞拖入戰爭的高位。

的確，與其他各種文化相比，圍繞戰爭的文化有很多是看似不明智，不合算的。然而，這絲毫不能降低其重要性。原因之一就是，如果剝離了這些「無用」的文化，戰爭就會墮落為僅僅是暴力的放縱，就是沒有任何組織、任何目的和任何意義的施暴。不言而喻的是，歷史上這樣的暴行屢見不鮮。一些史上最好的軍隊，時而也犯下這樣的罪惡，將紀律拋諸九霄雲外，不顧一切，在盲目的憤怒驅使下胡作非為。然而，這樣的暴行並不是戰爭造成的。

總體而言，那些沒有分清戰爭和暴行的區別的軍隊，都算不上是組織嚴密、紀律嚴明，裝備有重型「文化武器」的軍隊。
這就告訴了我們戰爭文化之所以重要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它對於軍人克服畏懼死亡和逃避危險的心理，做好在需要時付出最大犧牲的准備，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各種軍隊都可能准備好為這樣或那樣的目的殺戮、搶掠和破壞。他們也許具備達到這些目的所必需的一切要素：財力、人數、組織、裝備等等。然而，除非他們也准備好了克服天性，犧牲生命，否則他們就派不上用場，甚至更糟。

必須承認的是，巴頓(George Patton)的那句名言——打仗的目的就是要讓另一個家伙為他的祖國而死——是很有道理的，然而，他只說對了一半。他的話反過來又意味着：那些不重視戰爭文化的學究們，無論是出於無知還是自以為是，都在犯着大錯，因此無論他們說什麼、寫什麼、做什麼，都不能太相信。曾有一個故事說，德軍參謀總長阿爾弗雷德•馮•施里芬(Alfredvoa Schlieffen；1893～1905年在職)做出過一個直率的總結。「是的，」他曾對一名刻薄的批評者說道，「歸根結底就是一個愚蠢的問題：怎麼打贏。」

本書的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篇論述戰爭文化在和平時期的表現。包括對軍服和武器的裝飾，各種軍事教育機構中對軍人價值觀的灌輸和傳授，以及大量旨在准備戰爭和模仿戰爭的軍事訓練項目和戰爭游戲。

第二篇論述戰爭文化在戰爭當中的表現。包括由和平轉入戰爭、進入戰斗、戰斗的樂趣、戰爭的規則，以及由戰爭轉回和平。

第三篇簡要地介紹隨着戰爭結束產生的戰爭文化，諸如紀念碑、戰爭文學、戰爭電影、戰爭博物館等等。

第四篇關注1945年以來的文明——即所謂的「后現代文明」、「后軍事文明」、「后英雄時代文明」，旨在說明沒有戰爭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恰恰相反，此前幾章所探討的戰爭文化要素，不僅全部存在，而且極其活躍。這些要素盡管經常遭到蔑視，時而受到壓制，但就潛藏在水面之下，隨時等待着露出崢嶸。

這些是本書關於歷史的章節。然而假如戰爭文化不存在了，會發生什麼情況？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的。本篇關注的是一些歷來被認為，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確是，與戰爭文化對立的事物，即：野蠻的烏合之眾、沒有靈魂的機器、沒有骨頭的男人，以及女權主義。

我寫本書有兩重目的。首先，我想煞煞那些各種各樣的「主義者」們——例如相對主義者、解構主義者、破壞主義者、后現代主義者、更脆弱的非戰主義者，還有女權主義者——的氣焰。請他們原諒我的不恭，這樣一種戰爭文化不僅存在，而且還很興盛，非常值得研究。

再進一步，在許多方面，今天的戰爭文化與各個時代各個地區的戰爭文化，本質上仍是一致的。在某種意義上，我的寫作目的與約翰•基根(John Keegan)的《戰爭史》(A History of Warfare；1993年出版)針鋒相對。他試圖說明，當文化改變后，戰爭行為也會隨之變化。我則恰恰相反，想揭示的是：盡管武器、戰術等等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戰爭的一些最本質的特性卻依然如故。

另一方面，我想冒犯一下「新現實主義者」們。他們關注的幾乎只有信息、性能、武器系統，以及一位著名軍事雜志的編輯所謂的「精確戰略」。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證明他們根本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促成了戰爭，以及他們沒有能力駕馭戰爭。我則相反，旨在喚起人們研究所有那些被他們，以及他們的「筆桿子」克勞塞維茨(Carlvon Clausewitz)所忽略了的關於戰爭的至關重要的東西。於是我就在政治一文化領域的兩條戰線上，同時與多愁善感的左派和鐵石心腸的右派開戰了。但我一向是好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