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皇帝

序
第一章 早年的皇子生活
第二章 戲劇性成為皇儲
第三章 即位初期的尷尬
第四章 除和坤開始新政
第五章 嘉慶的執政團隊
第六章 撥亂反正求直言
第七章 懲貪腐倡導廉政
第八章 行實政力戒矯惰
第九章 嘉慶新政的終結
第十章 清虧空舉步維艱
第十一章 剿「亂匪」元氣大傷
第十二章 憂患中溘然長逝
結語

在中國封建社會，皇帝是最高統治者，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賦予其生殺予奪大權，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系於皇帝一身。皇帝的智慧能力、文化素養、意志品德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關。中國從秦始皇開始建立統一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開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的朱洪武，創造夕陽下輝煌的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一個個都是中國歷史上頗有作為的帝王，中國歷史上的精英人物。至於那些愚蠢腐朽、荒淫無道的帝王，中國歷史上亦不乏其人，他們把一個個王朝帶人墳墓。因此研究皇帝，研究其所作所為，是研究中國歷史重要的組成部分。

嘉慶朝處於清代歷史上一個重要而又特殊的歷史時期，在它之前，是名為「盛世」的康乾時代，在它之后，是在鴉片戰爭中簽訂屈辱城下之盟的道光朝。嘉慶朝處於清代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嘉慶帝頤琰即位時，康乾盛世的余輝已經黯淡無光，盛世留給嘉慶帝的遺產是一個社會矛盾叢生的爛攤子．而他又不具備收拾舊山河的才干，盡管他勤政節儉，力挽盛世大廈於既倒，歷史沒有給他這個機會，命運注定嘉慶帝是一個想有為而不能為的守成之君。

嘉慶帝誕生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初六日，為令貴妃魏佳氏所生。6歲人上書房課讀，兵部侍郎奉寬、工部侍郎謝墉、侍講學士朱硅為其講授漢語、經史子集及習詩作文的方法；他12歲時，經乾隆特簡的滿洲大臣、蒙古大臣為其教授滿文、蒙古文；他14歲時，侍衛大臣為其教授騎射之術。嘉慶帝在清廷傳統嚴格的學習訓練中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14歲的皇子頤琰在毫無所知的情況下，被乾隆帝秘建為皇儲。由此，他開始接受乾隆帝暗中嚴格、漫長的考察，乾隆五十四年被封為嘉親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被公開立為皇太子。在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的禪讓典禮上，嘉慶帝接受了乾隆帝親授的皇帝之寶，御太和殿登極受賀，成為清人關后的第五代皇帝。

從登上皇位的那一天開始，嘉慶帝就發現自己處於一種非常尷尬、難堪的境地。嘉慶帝在乾隆禪位后的3年中，是一個有皇帝之名而不能行皇帝之權的傀儡皇帝。在嘉慶帝執掌清王朝權力的道路上，不僅橫亘着一個不肯放棄權力的太上皇．同時還有一個挾天子以令天下、飛揚跋扈、不把嗣皇帝放在眼里的「二皇帝」和坤。為了保住嗣皇地位，嘉慶帝韜光養晦，深藏機鋒，「平居與臨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對太上皇，恭謹馴服，「日侍聖顏，敬聆訓諭」「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對和坤，謹言慎行，不使任何把柄落在他手里。為麻痹和坤，嘉慶帝甚至故作姿態，每逢有事需奏聞太上皇，即托和坤代言。對政事不加過問，「自丙辰即位以來，不欲事事，和坤或以政令奏請皇旨，則輒不省日：。睢皇爺處分，朕何敢與焉。」』嘉慶帝的韜光之計獲得了預期的效果。對乾隆帝的恭謹順從，得到了乾隆帝「皇帝自受政以來，夙夜仰體朕意，承歡孝養」的高度評價。對和坤的謹慎和逢迎，也成功地麻痹了和坤及其黨羽。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統治中國63年之久的乾隆皇帝病逝於養心殿，享年89歲。隨着乾隆帝的逝去，清王朝威震四方的乾隆時代結束了，嘉慶皇帝開始真正行使皇權。清王朝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嘉慶朝開始了。

有清一代，康乾之世是為盛世。然而，到了乾隆中后期，盛世之謂已是徒有虛名。嘉慶帝從乾隆手中繼承過來的是一個危機四伏、矛盾重重的封建大一統帝國。嘉慶帝即位時，已過而立之年，乾隆朝歌舞升平的盛世之象已不能讓他陶醉，盛世表象下潛伏着的種種社會危機，使他十分憂慮。特別是嘉慶元年爆發的白蓮教農民大起義，正愈演愈烈。當時太上皇調兵遣將，對起義軍圍追堵截。結果是勞師數年，糜餉數千萬，不僅沒有撲滅起義，反而使起義的烈火從湖北燒到河南、陝西、四川等數省。太上皇因此「寢膳靡寧」，積憂成疾，一命歸天。嘉慶帝正是在川、陝、鄂等省不斷傳來的一個比一個緊急的警報聲中，從乾隆手中接過了那根夢寐以求、又分外沉重的權杖開始親政的。親政后的嘉慶帝絞盡腦汁，極力想尋找到一劑迅速撲滅農民起義烈火的靈丹妙藥。他最終選擇和……

……典，着書立說，考據之風由此盛行。考據之風一直延續至嘉慶朝．時稱「干嘉學派」。嘉慶時期，雖然考據之學在學界仍然占有統治地位，但由於嘉慶朝已經失去了對士林的箝制能力，終於導致「后生新進，顧忌漸忘，稍稍有所撰述，雖未必即時刊行，然能動撰述之興，即其生機已露也」(孟森：《明清史講義》下)。這些擺脫考據之學的著作出現，漸開一代學風，為道光朝士林風氣的進一步轉變准備了條件。

綜覽嘉慶朝政務之得失，從全局看，嘉慶帝在處理清王朝面臨的兩大社會問題時，沒有抓住社會症結之所在並傾全力加以解決，即沒有采取強有力的手段打擊懲治那些貪官污吏。嘉慶帝親政之初，雄心勃勃，打着「咸與維新」的旗號，在一個時期內對乾隆朝的弊政多所更張。為時不久，他競自食其言，公開批判起「咸與維新」的提法，宣稱要以乾隆帝「之心為心」，以乾隆帝「之政為政」。嘉慶帝也沒有采取任何得力措施給停滯不前的社會經濟以任何活力，「重本抑末」的傳統經濟思想、日益激化的國內階級矛盾，使他在經濟政策上顯得比康熙帝、乾隆帝更為保守。在處理中外交涉中，他們固守着傳統的閉關鎖國政策，對外部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態度，反映了中國封建統治者固步自封、愚昧無知、夜郎自大的劣根性。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熱河避暑山庄煙波致爽殿內的御榻之上，60歲的嘉慶皇帝氣息奄奄，病勢沉重。他自知病將不起，立召王公大臣，公啟鎘匣，宣示御書。鎘匣內，有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初十日由嘉慶帝親書立曼寧為皇太子的朱諭一紙。戌刻，嘉慶帝病逝。扈從諸臣遵奉朱筆諭旨，恭請皇太子曼寧即正尊位。八月二十七日，曼寧即皇帝位於太和殿，以第二年(1821年)為道光元年。

二十年前我們撰寫出版了《嘉慶皇帝評傳》，二十年后，為了配合本套叢書的出版要求刪去了注釋和大量引文，並對本書內容作了許多增補和修訂。感謝故宮出版社編輯同志別出心裁的創意和努力。

朱誠如
2012年5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