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戰國楚竹書研究

前言
性情論
民之父母
周易
柬大王泊旱
季庚子問於孔子
競公瘧
孔子見季桓子
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
子道餓
顏淵問於孔子
成王既邦
舉治王天下（五篇）
邦人不稱
史蒥問於夫子

‘魯壁魏墳’，是中國古代史上最著名的兩次戰國竹書大發現。竹書文物已無蹤影，留下的只是歷史記載。《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晉書•束皙傳》：‘初，太康二年（二八一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兩千年間，無數文人學士翹首以待奇跡的再次發生。一九九四年，終於夢現，自一九九四年至二○○○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的古玩市場上搶救回歸四批戰國楚竹書：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收購第一批竹簡，四百餘枚。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收購第二、第三批竹簡，八百餘枚。

二○○○年三月六日，收購第四批竹簡，四百餘枚。

這是我國考古史上最爲重大的事件之一，爲世所矚目。新發現的戰國楚竹書多爲歷史上的佚書，內容涉及文學、文字、歷史、民俗、哲學、美學、考古學，以及醫學、天文、地理、曆法、軍事、法律、政治、宗教、版本等領域，也是我們研究先秦時期學派的産生、形成、發展最爲可靠、直接的文物證據，先故國學大師誰都沒有見過如此衆多的戰國楚竹書。這四批戰國楚竹書已越百種，經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木材工業研究所鑒定結果爲‘毛竹隸禾本科’；經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所超靈敏小型迴旋加速器質譜計實驗室測年鑒定其年代距今二二五七（正負）六五年，屬戰國中晚期；經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室鑒定竹簡所含水份爲中性水，保持了墓中埋藏的高含水量，對墨蹟作了二萬倍的放大，墨粒球形，墨粒直徑證明竹書非現代人所爲，竹簡墨蹟屬古墨。一千六百余支嚴重朽腐的竹簡經過醇醚法、真空冷凍乾燥等綜合科學手段，加以脫水、去汙、去色、校正、定型，已基本恢復原狀。這是全國出土飽水竹簡大批量脫水保護的首例，成果獲一九九八年中國文物局文物科進步一等獎、二〇〇〇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從此，我們有了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戰國古籍。這是極爲珍貴的文物，也是中國考古史上震撼世界的發現。

春秋戰國時期，尚未有紙，以載文於竹爲主。新竹有汁，楚人稱之爲‘汗’，容易朽蠧，爲了便於書寫、保存，需以火炙乾，刮去青皮，整治後可書寫的竹簡稱爲‘殺青’。許慎説：‘著於竹帛謂之書’（《説文解字》），著於竹者則稱爲‘竹書’。‘竹書’，亦稱‘簡書’‘策書’‘竹簡書’，或也逕稱‘簡’‘竹簡’‘炙簡’‘汗簡’等，歷史的命名特別繁雜、自由。唐房玄齡等撰的《晉書》中，對‘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所得竹書的記載中，其稱法就有四種：

一、 稱‘竹書’。《晉書•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塚，得竹書數十車。’

二、 稱‘簡書’。《晉書•束皙傳》：‘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

三、 稱‘古文竹書’。《晉書•荀勖傳》：‘及得汲郡塚中古文竹書，詔勖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

四、 稱‘策書’。《晉書•衛恒傳》：‘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

另外，他書在記敘此事時則又稱之爲‘竹策之書’，如《竹書統箋》：‘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冡（塚）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

不但書稱無定名，而且相關文字的竹、木界定也不統一。

如‘吂’字，釋爲竹貭：《學林•方書》：‘蓋簡、策、吂皆以竹爲之。’《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吂，竹簡。’《學林•方書》：‘吂，以竹爲之，其形有方角，亦作觚，所謂操觚者可持以書也。’《廣韻》：‘吂，本亦作觚。’《柳河東集注》：‘秉觚牘’注：‘觚，音孤，竹簡也，字合作吂’；又釋爲木貭：《原本廣韻》：‘吂，方也。’《學林•方書》：‘古人以木爲方，用以寫書。’‘方、牘、劄、槧、版皆以木爲之。’《論語通》：‘觚，或曰木簡。’《禦定康熙字典》：‘觚，木簡也。’又《儀禮注疏•既夕》：‘書賵於方’鄭康成注：‘方，板也。’《説文》段玉裁注：‘版，今字作板。’

又如‘篰’字，釋爲竹簡，《玉篇》：‘篰、竹牘也。’；又釋爲木簡，《廣韻》：‘篰，牘也’《急就篇》顔師古注：‘牘，木簡也。’
或兼收録兩説者，《類篇》：‘吂，一曰竹簡，’‘一曰：方也。’《集韻》：‘吂，一曰竹簡，小兒所書，一曰方也。’

歷史上相關的命名紛紜，經互注後，更是異名叢生，根據我的統計至少有三百餘個異稱。如：

稱‘簡’，竹簡、木簡、木竹簡、古簡、汗簡、簡汗、炙簡、殺青簡、殺青竹簡、素簡、短簡、牘簡、手簡、折簡、玉簡、白簡、金簡、書簡、節簡、簡記、簡策、簡編、尺簡、尺一簡等；稱‘牒’，瑞牒、尺牒、玄牒、玉牒、竹牒、木牒、金牒、桑皮牒、條牒、符牒、編牒、簿牒、牘牒、簡牒、書牒等；稱‘牘’，尺牘、竹牘、版牘、竿牘、素牘、符牘、漢牘、書牘、筆牘、觚牘、篇牘、劄牘、翰牘、簡牘等；稱‘書’，簡書、竹書、竹簡書、竹簡古書、古文竹書、策書、竹策之書、四方文書、牘書、簿書、符書、檄書等；稱‘版’，簡版、手版、方版、玉版、篆版、槧版、金版、書版、牘版等；稱‘劄’，簡劄、玉劄、手劄、木劄、金劄、素劄、筆劄等；稱‘策’，古策、金策、水晶策、玉策、漢策、石策、典策等；稱‘笏’，古笏、玉笏、竹笏、木笏等；稱‘籍’，策籍、筴籍、簿籍等；稱‘檄’，板檄、傳檄、合檄等；稱‘畢’，手畢、簡畢等；稱‘竹’，竿竹、汗竹等；稱‘青’，殺青、汗青等；稱‘槧’，簡槧等；稱‘檢’，玉檢等。其他還有稱：‘篰’‘方’ ‘板’‘片’‘冊’‘忽’‘曶’‘竿’‘柧’‘專’‘符’‘笘’‘間’‘棨’‘牋’‘觚’‘傳’‘業’‘節’‘葉’‘過’‘楬’‘筴’‘箋’‘櫛’‘篳’‘簿’‘籌’‘簽’‘龠’‘椾’‘莂’‘秎’‘吂’‘秏’‘牘樸’‘汗炙’‘兩行’‘青史’‘過所’‘玾爰’等等。

如此繁雜的命名，也引起了當代學術界的重視，《辭海》（第六版彩圖本）‘簡’目下作了這樣的界定：‘戰國至魏晉時代的書寫材料。削制而成的狹長竹片或木片，竹片稱簡，木片稱劄或牘，統稱爲簡；稍寬的長方形木片叫方；若干簡編綴在一起的叫策（冊）。’據此，凡歷史上出土的編綴的簡應稱‘策（冊）’，事實上學術界並不採用此説，而是多用‘竹書’‘竹簡’或‘簡’等，如馬承源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稱‘竹書’、荊門市博物館編的《郭店楚墓竹簡》稱‘竹簡’、 饒宗頤的《戰國楚簡箋注》稱‘簡’等，要改變歷史的遺稱確實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需要後人的共同努力。

關於歷史上的簡牘制度，昔王國維的《簡牘檢署考》、餘嘉錫的《古書通例》、傅振倫的《簡策説》、陳夢家的《實物所見簡牘制度》、錢存訓的《中國古代的簡牘制度》、馬先醒的《簡牘通考》等學者大作都有過深刻的研究，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先秦竹書幾乎絶跡，加上客觀原因的限制，當時還無法目睹大量的文物實物，要在這樣的學術狀態下研究簡牘制度，難免困難。今天，出土了大量的戰國竹書，二千數百年前的實物證據使我們對戰國簡牘及其書寫狀況有了新的認識，對歷史的記載與研究有了較爲明白的判斷。

戰國竹書長度無定制。王國維的《簡牘檢署考》所説的：‘古策有長短，最長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取一，最短者四分取一’僅爲簡牘史上的一個局部現象。我統計了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四批各種竹書尺寸，完整簡的尺寸有：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二、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釐米等二十三種。特別是自三十釐米至五十七釐米中，幾乎每一釐米就有一種竹書。目前，我們所掌握的戰國文物尺是：一九三一年河南洛陽金村東周古墓出土的戰國銅尺長二十•一、寬一•七 、厚〇•四釐米，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的戰國銅尺長二十三、二十三•一釐米，安徽壽縣出土的楚銅尺長二十二•五釐米，長沙出土的楚銅尺長二十二•七、二十二釐米等。西漢尺與戰國尺長度相近，一九七六年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墓出土的西漢木尺長二十三釐米，一九六八年河北滿城陵山二號漢墓出土的錯金鐵尺長二十三•二釐米，或以橫排百粒紅黍爲一尺，長約二十三•一釐米等，我們無法用這些歷史的尺度來匯出竹書長度的定制，每一釐米存在一種竹書的現象本身就説明瞭當時竹書的長度並無定制。

戰國竹書的長度與所記載的內容無關。《聘禮》賈疏雲：‘鄭作《論語序》雲：“《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出土文物證明此説非通例。如：

一、 同類內容，出土竹書尺寸不同：郭店《緇衣》與上博《栔衣》、郭店《性自命出》與上博《性情論》是流行於戰國的不同傳本，內容基本相同，郭店《緇衣》的長度爲三十二•五釐米，上博《栔衣》的長度則是五十四•三釐米；郭店《性自命出》的長度爲三十二•五釐米，上博《性情論》的長度則是五十七•二釐米；上博《周易》的長度爲四十三•五釐米，上博《孔子詩論》的長度則爲五十五•五釐米等。

二、 同一篇名的竹書，出土竹書長度則不同：郭店《老子》竹簡共發現三組，《老子•甲》簡長三十二•三釐米，《老子•乙》簡長三十•六釐米，《老子•丙》簡長二十六•五釐米。

三、 不同類竹書，竹書長度卻基本相同：郭店道家竹書《老子•甲》長度爲三十二•三釐米，郭店儒家竹書《緇衣》長度爲三十二•五釐米。

四、 相關概念在歷史上就存在分歧。鄭玄《春秋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又《三禮圖集注》：‘賈釋雲：策簡也者，編連爲策，不編爲簡’，一以爲‘策’‘簡’是內容之別，一則以爲是形式之別。

實物證明瞭竹書的長度與所記載的內容無關，同時也説明瞭‘蓋古人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宋李心傅《丙子學易編》）説當屬一葉障目，單簡字數無定數。

竹書單簡的形制基本上可分爲三大類：一、 單簡兩端平頭。二、 單簡兩端弧形。三、 單簡去其四角，單簡兩頭呈梯形狀。其中，最常見的是兩端平頭的長條形，這給我們的啟示是：竹書簡便實用的整治爲時人首選。竹簡右側設有契口，主要是用來固卡編繩，以防上下、左右移動。也有個別出現契口在左邊的情況，這是由於編簡、或補壞簡時疏忽了簡的方向而造成的。目前，我們所看到完整的戰國竹書最短的是《郭店楚墓竹簡》的《語叢》，爲十五釐米。最長的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性情論》，爲五十七•二釐米。簡一般寬約○•六釐米、厚爲○•一至○•一四釐米。

竹書的編聯有兩種方法：一、 兩聯法，即二道編繩。二、 三聯法，即三道編繩。編聯竹簡常用絲麻繩，編聯方法是以簡單、有效、方便爲原則。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無超過三道編繩的竹書。

竹簡書法的表現形式有三種：一、 墨書。墨能深入竹體，長期保存時人記録，我們從出土的二千數百年前的竹書中，依然可以看到墨色鮮亮、神采奪目的書體。二、 朱書。竹簡書法中也兼用朱砂，如楚竹書《周易》中，以朱，或朱、黑相間的形式，來反映事物陰陽及轉換的屬性。三、 白文。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個別簡中還出現了黑底白字的書寫形式，這一形式可謂後世印稿之祖。

常見的書寫形式有兩種：一、 正面（竹黃面）都是起書於第一道編繩之下，終於最後一道編繩之上，留有天頭、地腳。二、 竹書正面起書頂端，滿簡書寫，不留天頭、地腳。竹書一般編後再寫，從竹書中可明顯地發現編繩處上、下字的間距要大於同簡其他字的間距，這是書寫時爲了避讓編繩所産生的空距現象。竹簡的現狀爲我們研究戰國的簡牘制度、我國古書版本史提供了寶貴的文物證據。文字一般書於竹黃面，篇名書於竹青面，也有少量簡的竹青面書寫文句，這是非常個別的現象。

戰國楚文字的基本筆劃爲：點、挑、橫、豎、撇、斜（左斜、右斜）、彎（弧、弦）、折。‘用筆千古不易’，後世的藏、露、轉、折、回、扭、提、按、頓、蹲、駐、挫等用筆法，我們都可以在戰國竹簡書法的字體中找到它們的蹤影。戰國竹書的千古墨寶，讓我們看到了一批戰國傑出書家的鼎世之作。

戰國竹書習見篇題。魏襄王塚竹書七十五篇，其中因七篇簡書折壞而‘不識名題’，新出土竹簡的實物中，再次印證了古人的記載。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共發現二十餘名時人書寫的篇題，如：《恒先》《內豊》《訟城氏》《慎子曰恭儉》《競建內之》《子羔》《殷言》《宮》《命》《公子》《競公瘧》《曹沫之陳》《吳命》《中弓》《陰陽》《隰朋與鮑叔牙》《氏古聖人兼之》《思民毋台》《齊師子家》《葉公子》《叔百》《莊王既成》《王居》等。在《孔子詩論》中，馬承源先生統計詩的篇名有《清廟》《大明》《雨亡政》等五十九目。又在《采風曲目》中，也記載了篇名《子奴思我》《碩人》《出門以東》《君壽》等四十目。從這些情況中我們可以明白：戰國的著書形式已成熟，時人已有書寫篇題之習，篇題命名的原則或以篇首幾字以代篇題，或以人名、內容中心爲題，個別有借題的現象，寄居於他篇之下。從這些高度概括的命題中，我們可以瞭解古人的邏輯思維與歸納方法。所書篇題無定位，但多見書於篇前幾枚簡的背部，篇題是在成篇竹書後書寫的，這個確定是因爲我們發現有的時候篇題書寫的方向與正文相反，如《內豊》，由於竹書卷起後沒注意正文的書寫方向，而造成了篇題倒書的現象。

戰國竹書已出現了規範的全文標點書寫，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我們發現兩篇，一篇是第四冊的《采風曲目》，另一篇是第五冊的《三德》。如：

《采風曲目》第一簡：‘《…有篹》▄《子奴思我》▄宮穆《碩人又文又篹》▄宮巷《喪之末》▄宮訐《疋篺月》▄《埜茦》▄《出門以東》▄宮篻《君壽》’（餘簡同）。

《三德》第一簡：‘天共時▄地共材▄民共力▄明王無思▄是謂三德▄卉木須時而後奮▄天惡如忻▄平旦毋哭▄明毋歌▄弦望齊宿▄是謂順天之常▄’（餘簡同）。

但在發現的竹書中，大多數文章標點很隨意，寥寥無幾，如《孔子見季桓子》只有一個墨‘┗’和一個墨鈎，説明時人還沒有全文標點之習。《采風曲目》和《三德》爲我們瞭解戰國時期的語言習慣提供了最原始的實例。

戰國楚竹書中一般所見的符號有墨壙、墨釘、墨節、墨鈎、重文、合文等，這些符號也常見於其他竹書。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出現了一組六種或紅、或黑、或紅黑相間的獨特符號，我們稱之爲‘楚竹書《周易》符號’，這些佚失了二千餘年的符號，至少在帛書《周易》中已不見存在，符號有著固定的位置和變化的形式。這是易學史上的新發現，它的形式、內涵有著特殊的意義，對我們研究《周易》及其發展史有著重要意義。

本書共選編了十四篇戰國楚竹書。其中，十一篇屬新發現的佚書，四篇屬新發現的與今本不同的傳本。

《周易》是迄今爲止最早的一部戰國《易》。《隋書•經籍志》記載：‘秦焚書，《周易》獨以蔔筮得存’，但我們一直沒能見到古《易》的真正面貌。當我們在《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一》中看到時人對《易》的界定‘《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時，誰都在等待戰國的《易》出現，今天我們看到了真正的戰國《易》——楚竹書《周易》。楚竹書《周易》的出現，爲我們瞭解、研究先秦時期的易學提供了可靠的文物資料，在中國易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必將産生深遠的影響。

《季庚子問於孔子》《孔子見季桓子》《子道餓》《顔淵問於孔子》《史蒥問於夫子》及《民之父母》等是歷史上所佚失的極爲重要的孔子論語。《季庚子問於孔子》記載了在魯國嚴峻的形勢下，季庚子（季康子）爲了擺脫外患內難的困境，請孔子共商國是。孔子以‘仁之以悳’爲治國思想的引導，提出君子要自律，要‘玉其言而慎其行，敬成其德以臨民’，所佚簡文是孔子晚年的金玉遺教。《孔子見季桓子》記載了孔子對季桓子講述二道、興魯、法古、仁政賜愛、司不失人的治國理論。《子道餓》是歷史上著名的孔子‘陳蔡絶糧’重大事件中所佚失的內容，簡文敘述了孔子在絶糧危急時刻，作出了北上南下濟難的果斷之舉，一由言遊北上告急於魯，二由子貢南下求救於楚。言遊及閘人在勢窮力困之際，注重身教，及閘人患難與共，守正不渝，崇禮舉仁，充分體現了言遊及閘人的儒行本色。《顔淵問於孔子》篇孔子精闢地回答了顔淵所提出的三個問題：‘內事’要‘敬有正’，敬慎重正，則萬世休美。‘內教’必須修身、躬行、導民。‘至明’關鍵在知人、用能、重祿，孔子提出了德能結合重祿的可持續用人政策。《史蒥問於夫子》使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孔子對‘敬’的直接注説，對‘強’的疏解，孔子提出了教、治兩者間重在治，孔子要史蒥知民耕耘、興修水利，也就是要每個任官的人具備愛民建邦的務實思想。另外，《民之父母》內容雖見於今本《禮記•孔子閒居》及《孔子家語•論禮》，但竹書保存了今本缺失的孔子語段，對全面地瞭解孔子思想與儒家的道德觀、人生觀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竹書用字、用詞與今本的不同，爲我們今後考釋楚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依據，爲認識歷史傳本及其流變情況提供了實例。

《性情論》是一篇先秦思想家的佚文，該文從宏觀的角度起論，提出了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相承關係，主論‘性’‘情’兼及‘道’的概念與特性，提出了彼此間的派生關係説。簡文辯證地提出人性可習，人性的形成在於因恒則固，習而後奠。人道可以通過比類、觀察、體會、理順等方法來引導，全文觀點鮮明，結構嚴謹。

《舉治王天下》《成王既邦》是有關治國、統治天下、和諧社會的重要論著，所論雖歷經千古而猶能醒人喚世。《舉治王天下》記載堯能知賢知己，各用其才，使政教平，德潤洽；舜能明知教美，推崇‘明則保國，知賢政治，教美民服’之策；禹能大志不私昭天下，爲國爲民能奮不顧身，生能撫惜百姓，死不求祭，舉治修道，以志從政；文王有君不霸，尊聖賢，圖國盛的宏大志向。《成王既邦》記載成王與周公的四對問答，成王四問步步深入，切於關鍵，體現出年少成王能勤問善思、嚴以自律、厚師潔身的賢君素質。周公四答，體現了一代達師對年少成王的忠誠嚴導，爲創建一個民知是非、國求聯合的重光社會而無私奉獻的精神。先王的大公無私的精神爲後世任官、治國樹立了光輝的歷史楷模，對我們今天創建和諧社會、世界和平仍有著時代的積極意義。

《柬大王泊旱》《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及《邦人不稱》三篇佚文是有關楚史的記載。《柬大王泊旱》記載了戰國早期楚國佚失的軍事、官制、醫學、氣象、宗教等方面內容。《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記載了楚昭王後期，七十古稀老臣范乘直言忠諫，指責國君三違正道：政不治，民不愛，子不教。以肺腑之言提醒國君，充分體現了範乘愛恨分明，慤誠輔政，不畏犯主之災，不懼逆耳之害的高貴品質。《邦人不稱》敘述了一代老臣伯貞，敢於爲楚國昭、惠王間的兩次國禍承擔責任，爲楚國的興亡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時以‘邦人不稱’的謙詞拒絶了楚國史上的一次鼎賜，事蹟生動感人。

《競公瘧》篇題是時人所書，史實見於《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但傳記有所不同。書題冰釋了千年的謎團，齊競（景）公曾患‘瘧’，而非‘疥’，本篇出現了十四個歷史人物，爲校勘今本文獻、《晏子春秋》的取材、成書年代等諸多方面提供了有價值的史料。竹書使我們瞭解到今天的‘範’姓，在戰國時被書作‘嬉’，爲我們考證歷史人物、研究古代稱呼習俗、追溯姓氏之源及地名變更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實例。

新發現的戰國楚竹書是我國最爲重要的文化瑰寶，它填補了衆多領域的歷史空白，爲諸領域迎來了難以估量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它的出現必將興起二十一世紀東方文化的研究高潮，馬承源先生認爲：‘竹簡的發現意義已不亞于重建一個博物館。’

本書的出版得到了上海市殷商甲骨文研究院周嘉理事長的重視和關注、上海辭書出版社秦志華社長的大力支持、王聖良主任的熱情約稿相助，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謝。

濮茅左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於上海市殷商甲骨文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