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序
1989年,保羅·利科被授予利奧波德·盧卡斯獎,在領獎時利科作了題為“愛與公正”的演講,本書的名字由此而來。
利奧波德·盧卡斯獎是對“在神學、人文科學、歷史或哲學領域有傑出著述成果”的學者做出的獎勵。利奧波德·盧卡斯出生於1872年,他研究猶太教徒與基督教徒之間的歷史關係,並以此而聞名,20世紀初已聲譽鵲起。 1902年盧卡斯創立“鼓勵猶太民族科學發展的協會”,20世紀早期這個組織在猶太知識分子的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盧卡斯還在西里西亞格勒高的猶太社區作過將近40年的拉比。 1941年應里奧·貝克的邀請,盧卡斯在柏林的猶太科學院教授“《聖經》與歷史”方面的課程。 1942年,盧卡斯和妻子多蘿西被押送到特萊西恩施塔特的集中營,次年去世(後來,多蘿西被轉移到奧斯維辛,於1944年被害)。
盧卡斯的兒子弗朗茨·盧卡斯於1972年創立利奧波德·盧卡斯獎,紀念其父誕辰一百週年,並委託圖賓根大學新教神學院代為管理。該獎項不只是對利奧波德·盧卡斯這位學者的紀念,還試圖喚起知識分子在促進人類和平相處上的責任。
保羅·利科因其傑出的學術貢獻被授予該獎項,他在圖賓根領獎時做了題為“愛與公正”的演講。按照慣例,利科表達了對利奧波德·盧卡斯的品格及其貢獻的敬意,這也是弗朗茨·盧卡斯為其父創立該獎項的用意所在。這篇演講稿最初由奧斯瓦德·貝耶於1990年在德國的摩爾出版社以德法雙語的形式出版發行。
除了《愛與公正》之外,本書還收錄了另外兩篇文章,一篇尚未發表,另一篇已有部分發表過。
《〈聖經〉鏡像中的自身》和《被委以責任的自身》最初是利科1985—1986年在愛丁堡大學所做的“吉福德講座”中的最後兩篇(第九篇和第十篇)。為什麼要把這兩篇文章和時隔三年之後的《愛與公正》放在一起呢?
事實上,在它們之中有一條並不十分明晰但仍有跡可循的線索,德文版的《愛與公正》於1990年面世,而在同一年“吉福德講座”和《作為他者的自身》也由瑟伊(Seuil)出版社出版發行。 1988年到1989年間保羅·利科和瑟伊出版社的編輯弗朗索瓦·瓦勒的信件也證實了這一點。保羅·利科在研究“宗教論述中的經驗與語言”時所做的註釋也為我們提供了線索。這同時也體現了不同的文本之間具有共通的思維方向,在此將其全文摘錄如下:
我想解釋一下“吉福德講座”的這兩篇文章和《作為他者的自身》之間的關聯。這種關聯是從我所說的行動本體論的層次上展開的,通過《聖經》以及《聖經》中神的多種形象的運用從而展開的自身的構建,並與行動最基本的能力有關。這就是有能力的人,是被呼召的人、被修復的人。我想我發現了康德在《純粹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一書中提出的“中心直觀”,至少我在獻給熱弗黑神父的一本書中重建了這種中心直觀。在康德看來,宗教的目的是要重建由道德主體的責任而來的行動的能力,宗教哲學中的複活問題是與人的基本禀賦有關的,與這裡所說的“有能力的人”有關。有能力的自身的這種重構、這種複活,或者說這種再生,與我在《愛與公正》中所頌揚的禮物經濟有密切的聯繫。
在書中我提出,“在相互的和對等的公正一直面臨陷入困境的危險境地時,愛成為公正的守護者,儘管公正是在利益估算的層次上展開的,即我付出你也要付出”。為了抵抗這種不好的傾向,愛要宣布,我付出是因為你已經對我付出過了。從而我發現了神學和哲學的關聯與它們的實踐形式有關,即慈悲和公正之間的關聯。在上述維度上,就像前文的註釋所說,我認為應重新思考神學政治,也就是說神學政治的某種終結,它建立在統帥/從屬的單一垂直的關係上,而有著別的定位的政治性神學則不應再作為統帥性的神學,為在公正的製度內共同生活的願望提供辯護。
這篇研究出自“吉福德講座”裡的倒數第二篇,並由此引出了我在《巴黎天主教學院學報》上發表的文章(參照前面的第一個註釋),而這兩者並未被收錄進我最近出版的《作為他者的自身》一書中。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將它們與後來在圖賓根發表的文章收錄到一起,整理成新書《愛與公正》。所有的研究都將指向對神學政治的反思的總結,與此相對照的則是“對世界去魅”的問題。
“愛與公正”以及“吉福德講座”的最後兩篇報告的發表實現了保羅·利科的願望(但沒有對神學—政治的反思)。 “愛與公正”和“吉福德講座”的兩篇報告在很多方面都為哲學思維的主要路線之一:連接文本與行動,樹立起主要的路標。
讓·路易斯·施萊格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