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重返五四現場

重讀五四——再版前言
我們的五四——序葉曙明《重返五四現場》 （餘世存）

上篇 啟蒙

第一章 價值崩潰的年代
一場未遂的五四運動
嘗試用宮廷政變來進行政治改革
“托洋改制”對決“托古改制”
體制內改革走進死胡同
這樣的國家，你愛它就是害它
有了二次革命，就有三次、四次革命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學集合
胡適率先打出“文學革命”旗號
“開下了一場戰爭”
蔡元培入主北大

重讀五四
——再版前言

距離這本書的初版，轉眼已經過去六年了。六年前這本書剛出版時，有記者朋友問我：你為什麼把1919年5月4日這一天向前推進至1895年的公車上書，把這一段歷史稱為“五四時代”？為什麼將公車上書視為五四時代的起點？

當時我說：因為公車上書與戊戌變法開啟了一個現代版的春秋時代，在此之前，無論是洋務運動、同治中興，還是“經世派”（包括龔自珍、魏源、林則徐、郭嵩燾、徐繼佘、梁廷枏等人），他們基本上是在“用”的範疇內打轉，沒有涉及到“體”的問題，也沒有涉及國家的政治制度。而公車上書與戊戌變法則是第一次把知識份子的訴求，引向了對國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來，這是劃時代的。剛好它也發生在4、5月間，所以我把它看作是一場流產的五四運動。

今天，當這本書重版時，這個問題自然又浮現在我的腦際了。但我關心的不是五四運動的起點在哪裡，而是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走出五四時代。當清代末年，西潮東來之際，張之洞提出“中體西用”的這個口號，是不得已的無奈之選，因為當時西潮之盛，洶湧澎湃，浩浩蕩蕩，想關門閉戶是不可能了，守舊者希望以這個口號抵擋一陣子，至少不要讓祖宗創下的“體”敗在自己這一代人手上，拖得一天算一天，等熬到自己身後，管它洪水滔天；而革新者則希望以“用”為突破口，最終會走到“體”的改變。

因此，可以說無論守舊者還是革新者，內心深處其實都已明白，“體”最終是要變的。但歷史發展的現實，卻讓革新者大跌眼鏡，“西用”的引進，不僅未能成為改革“中體”的突破口和推動力，相反，“西用”引進得愈多，改革“中體”的阻力愈大。等到中用與西用經過幾代人的混血雜交，已經難分彼此時，人們反而覺得，不要西體，中國也一樣可以富足強盛，也一樣可以雄視天下，萬國來朝。於是，重振儒教，光復舊物的呼聲，愈來愈高，甚至連廢除西曆、恢復夏曆，以黃帝紀元這一類在五四時代已遭共棄的主張，也竟在21世紀再次冒出，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奇觀。

戊戌變法造就了梁啟超，把他推上了歷史舞臺。梁啟超、宋教仁與陳炯明這三個人，我認為是北洋政府時代最具現代政治意識、最傑出的人物，如果中國也有“五月花號”，那這三個人一定是《五月花號公約》的起草人了。民國成立之初，如果由他們三個人來做，也一定會出現完全不同的新局面。可惜，梁啟超開了一個頭，宋教仁想接上去做，結果被暗殺了；陳炯明想接上去做，結果成革命的“叛徒”了，梁啟超自己也是慘澹收場。因為他們要面對的不是新大陸，而是一個整天把“三代之治”掛在嘴邊的國家，是一個連西曆都時時有人想廢除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