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魯迅青年觀今讀

序 以韌性精神創造歷史上未曾有過的
“第三樣時代” 錢理群/1
 
引言 我何以研究魯迅青年觀？/1
 
第一章 “現在的青年的使命”/8
一、 “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9
二、 “理想和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15
三、 活出當代人生過程的精彩/26
 
第二章 “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31
一、 “我可愛的青年們”/32
二、 “睡著，昏著，躺著，玩著”乃至“壞的”青年/44
三、 讓越來越多的青年成為“要前進”的青年/50
 
第三章 “與其找糊塗導師，倒不如自己走”/58
一、 “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59
二、 “輸出多而輸入少，後來要空虛的”/63
三、 “不自卑，不自負，總是幹，總是用功”/77
 
第四章 “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83
一、 “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84
二、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鍥而不捨”/95
三、 理性亟需補課，感性還是根本/102
 
第五章 “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109
一、 “人之子醒了”，“知道了人類間應有愛情”/110
二、 “我可以愛”/120
三、 “夫婦是伴侶，是共同勞動者，又是新生命創造者”/128
四、 高品質的情感才能使生命變得高貴和美麗/133
 
第六章 魯迅的青年時代和他“一直沒有失敗”/136
一、 “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137
二、 提出畢生堅持並不斷發展的“立人”思想/144
三、 青年魯迅的成長特點給我們諸多啟示/151
 
第七章 “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162
一、 “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163
二、 “運輸精神糧食”和“呐喊幾聲”/168
三、 我們現在怎麼對待青年？/180
 
後記/187
主要參考書目/191
 

以韌性精神創造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
錢理群

劉國勝先生從網上傳來他的新著《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魯迅青年觀今讀》，讓我寫幾句話。我認真拜讀時，首先注意到的是作者的題詞“謹以此書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那麼，劉國勝先生又是怎樣理解和闡釋魯迅的“五四觀”，並作“今談”，以揭示其現實意義的呢？國勝先生引人注目地引述了魯迅在《〈出了象牙之塔〉後記》裡的一段話：“中國倘不徹底地改革，運命總還是日本長久，這是我所相信的；並以為為舊家子弟而衰落，滅亡，並不比新發戶而生存，發達者更光彩”，“說到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

五四運動，本也是這機遇的開端罷，可惜來摧折它的很不少”。我讀到這裡，眼睛為之一亮：儘管我研究了一輩子的魯迅，也寫了魯迅與“五四”的文章，但卻是第一次注意到魯迅的這一論述，這可能是我對魯迅的譯著關注不夠造成的；這就不能不佩服劉國勝先生對魯迅文本閱讀、研究的細心，全面。更重要的是，國勝先生由此作出的概括：“五四運動是為改革掃清思想障礙的運動，五四精神最本質的是改革精神。”這就一下子把歷史貫通了：以五四運動為開端，中國這100年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斷改革的歷史，當下中國也正面臨著新的改革的歷史重任與機遇。

劉國勝先生並沒有止于這樣的歷史概括，還要追問下去：發展到今日的中國改革面臨著什麼樣的新問題、新使命？劉國勝先生在他的第一部魯迅研究著作《漸遠漸近——魯迅“立人”思想啟示錄》裡，就已經提出了明確答案：近百年的改革，解決了國家的獨立、統一，人民的溫飽問題，中國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強國：這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現在面臨的是一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在現代化進程中人的問題，人的發展問題”，也即“當代中國人的人生之路怎麼走”的問題。這樣，劉國勝先生就找到了魯迅的“立人”思想與當代中國改革的聯結點。魯迅“立人”思想的要點，就是討論如何建立中國“現代文明”的問題，他明確指出，如果簡單地“以富有為文明”，“以路礦為文明”，“以眾治為文明”，“惟物質為文化之基”，而忽略“尊個性而張精神”，那就必然導致“本體自發之偏枯”（東方專制主義）與“交通傳來的新役”（西方文明病）“二患交伐”的“沉淪”。魯迅據此而提出了他的“立人以立國”的改革方向和路線：“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文化偏至論》）。在劉國勝先生看來，魯迅這一以“立人”為中心的改革思想對今日中國之改革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在本書的相關論述裡就直接指出：“現代化進程中很容易產生重物質文明輕精神文明的現象。

人們提出諸多方面的現代化往往不提人的現代化，忽視提升人的素質。”他特別提出，“當今之中國，面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以互聯網技術為主要特徵的新工業革命或者說新技術革命正在對人類生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當物質生活水準以人們難以想像的速度提升時，機器對人的控制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嚴重。人究竟怎麼活著才符合人性，就成為所有人面對的重大挑戰”。由此形成了劉國勝先生以“立人”為中心的獨特的魯迅觀和中國改革觀。應該說，這是抓住了魯迅思想的要點和中國改革的要害的，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貢獻。而且劉國勝先生以他特有的執著，始終抓住不放，不僅在他擔任國有企業領導時，自覺宣導和構建“立人”為中心的企業文化，而且在退休以後，仍然圍繞闡釋魯迅“立人”思想而筆耕不止，在前引《漸遠漸近——魯迅“立人”思想啟示錄》之外，還先後出版了《應該有新的生活——魯迅“立人”思想今談》《只有愛依然存在——魯迅兒童觀今談》，現在又有了這本《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魯迅青年觀今讀》。在本書後記裡，還談到了他今後的計畫，要連續寫出《魯迅婦女觀今讀》《魯迅精神和方法論今讀》，表示要花8年工夫，在自己75歲時完成魯迅“立人”思想系列。以形成一套完整的“魯迅‘立人’教育思想課程”。可以說，劉國勝先生是以魯迅宣導的“韌性精神”來實踐魯迅思想，把“立人”作為自己的畢生事業。這是令人感佩，以至震撼的。

本書的主要內容，自然是論述作為魯迅“立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魯迅青年觀。劉國勝先生“今說”的全面、周密，以及強烈的現實感，讀者自能感受，我就不必多說。我想討論的，是最引起我的深思的三個問題。

在我看來，劉國勝先生把魯迅關於“現在的青年的使命”的論述，列為第一章，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把魯迅青年觀整個拎起來了。這本身即是一種深刻理解和獨特把握。魯迅是在《燈下漫筆》之一裡論述中國歷史與國民精神傳統時提出“現在的青年的使命”的。中國的“先儒”從來把中國的歷史概括為“一治一亂”的“循壞”，但魯迅卻要挑戰這樣的歷史觀，針鋒相對地提出，先儒嚮往的“天下大治”的“盛世”，不過是普通民眾“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所謂“亂世”，就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中國歷史就在這兩者中來回迴圈：中國老百姓無論怎樣，都擺脫不了當奴隸的命運。魯迅更為關注的，是由此而形成的中國國民的特殊地位和心理：“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歡喜”：這樣的中國國民性中根深蒂固的“奴性”，是魯迅深惡痛絕，並視為中國改革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他因此把希望寄託於“現在的青年”，即是期待他們通過徹底的改革，使中國根本走出“暫時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時代的歷史迴圈，真正進入一個“人的時代，立人的時代”。在他看來，“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那麼，魯迅心目中的“人的時代”應該有什麼特點與標誌，魯迅的“立人”標準又是什麼？劉國勝先生在本書裡引述了魯迅的一段論述：“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魯迅接著又“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北京通信》）。這裡所說的，實際上是人的三大權利：生存權——不是“苟活”，而是要有意義地活著，“合理的做人”，享有追求理想、信念的權利；溫飽權——不是“奢侈”，而是“幸福的度日”；更重要的是人的發展權利——不是“放縱”，而是追求身心平衡的健全發展。這就包括了魯迅認為的是“立人”基礎的個體的精神自由，自由表達的權利，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人的尊嚴，人的道德水準，全面發展，國民素質，等等。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人就成了奴隸，奴才，不僅是物質的奴役，更是精神的奴役。在魯迅看來，人，特別是中國人，是很容易淪為物質與精神備受奴役的奴隸、奴才的。“走出奴隸時代，進入人的時代”絕非易事，恐怕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生活在現實中國的劉國勝先生，對此更是有深切的感受，他之所以將魯迅提出的徹底走出奴隸時代，開創“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即“人的時代”的“現在的青年的歷史使命”作為魯迅青年觀的核心，首先提出討論，就是包含了這樣的現實憂慮。

那麼，劉國勝先生在中國現實裡，特別是現實的包括青年在內的中國國民性裡，發現了怎樣的精神病症，並視之為中國改革必須掃清的思想障礙呢？這是這本“魯迅立人思想今談”的又一個重點話題。於是，我注意到了劉國勝先生的兩處論述。其一是全書第一章裡引述了魯迅的話：“足以破滅這（改革）運動的持續的危機，在目下就有三樣：一是日夜偏注於表面的宣傳，鄙棄他事；二是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就呼之為國賊，為洋奴；三是有許多巧人，反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指出：“這三個問題是國民性弊端的突出表現，很難克服。它反襯出‘立人’之重要與迫切”。我讀了以後，深有感觸，甚至覺得所引述的魯迅當年的話仿佛就是直接針對當下的中國：確實，大概很少有像中國這樣熱衷於“宣傳”的國家，一切都是“宣傳”，沒有人相信，也沒有人當回事，卻偏要裝模作樣地作出種種姿態，自欺欺人。而“對同類太操切”的“窩裡鬥”更是“中國特色”，特別是當下，人們已經失去了共識，就將不同意見者視為天敵，滅之而後快；甚至動不動就給人戴上“國賊”“漢奸”的帽子，許多人都成了魯迅所說的“愛國的自大狂”。還有“巧人”成災，也是一大特色，在官場巧人的帶動下，各行各業都有巧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求最大的利益，這樣的全民性的權力利益化，是腐敗之風越刮越盛，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而劉國勝先生在第二章談到的三大國民性弱點，更是引起我的強烈共鳴。

其一是魯迅早已說過，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與愛，今天這樣的缺失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劉國勝先生因此認為這是“當今社會存在的最大毛病”。其二是“真的聲音”的缺失。魯迅說中國人“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臺這麼做，到前臺又那麼做”，完全是“做戲的虛無黨”。如今也“全民化”了：無論在官場，還是商場、學校、社會，都充斥著“兩面人”。可以說所有的中國人，包括青年人，甚至兒童，都有兩套，或兩套以上的話語，人們習慣於在不同場合說不同的話，但就是不說或者儘量少說真話。其三，到處充斥的還有魯迅所說的“掛著新招牌的利己主義者”。劉國勝先生由此引述了我關於“精緻利己主義者”的論述，認為其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一切從私利出發，一切服從於私利”。我最近對此又有了一個發揮：在我看來，一切從私利出發，就“意味著人性的根本蛻變：人由自覺的人變成本能的人”，“今天的中國人的問題正在於，支配人們思想、行為的，是‘趨利避害’的人的本能的生存法則”，整個社會規矩、環境也是如此：聽話，就有無窮的利益；不聽話，就有無窮禍害。權力的誘惑力、威懾力與趨利避害的國民性相結合，就造成了國民（包括青年）精神的奴化。參看錢理群：《1980年代“生命學派”的追求》，載《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1期。劉國勝先生因此發出警示：這樣的青年精神、國民精神的弊端，不但會成為改革的最大思想障礙，而且長此以往，必將“人將不人，國將不國”：這都是極其沉重之語，但卻是實實在在的“真話”。

以上所說，在劉國勝先生看來，都是現實生活中的中國青年，中國國民身上的“冷氣”，必須正視；但他更要強調的是，魯迅對青年的期待：要“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用魯迅這句話作為全書的標題，其良苦用心也在於此。這構成了本書的另一個引人注目的重點。我最感興趣的，則有兩點。

劉國勝先生在本書第二章裡，引述了魯迅的兩段話。“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於還在做導師”：這都是老實話，今天恐怕也是如此。魯迅由此而提出他的勸告：“青年又何須尋那些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礦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導師》）劉國勝先生將魯迅的意思概括為“青年的人生之路，歸根到底要靠自己走，靠志同道合者一起走”，大體是準確的。在我看來，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青年要自己“組織起來”的歷史任務。這些年我一直關注的青年志願者運動，就是一個通過建立社會自治組織，聯合起來，走自己的路的嘗試。我在和他們對話時，總是要引述魯迅的這段話，每次都引起強烈共鳴：魯迅的青年觀是和當代中國青年息息相通的。

本書第四章討論的也是魯迅青年觀裡的重要命題：要在青年中“注入深沉的勇氣，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這自然不是無的放矢。劉國勝先生特地引述了魯迅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的話：“中國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因此，就難於耐久（因為開首太猛，易將力用完），也容易碰釘子，吃虧而發脾氣”。魯迅認為，要治療這急性病，以及在碰釘子後又急容易轉向的惰性病、麻木病，“只有一法就是‘韌’，也就是‘鍥而不捨’，逐漸的做一點，總不肯休”。在我看來，魯迅這裡提出的韌性，不僅是我們說的魯迅精神的重要方面，也是魯迅青年觀的核心內容，它和劉國勝先生在本書中重點討論的“創造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第三樣時代”的青年歷史使命，相互支撐，構成了魯迅青年觀的基本框架。

在魯迅的構想裡，徹底走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歷史迴圈，真正進入“第三樣時代”——人的時代，立人的時代，這是中國改革的戰略目標，是中國青年的歷史使命，這需要幾代人的長期奮鬥才能完成。魯迅說：“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只好甘心死亡，因為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忽然想到十》）。這就要求中國的青年改革者必須具備韌性精神。這樣的韌性精神，主要有三個要點。一是“慢而不息”，“鍥而不捨”。首先是“慢”：中國的事情太複雜，做事太難，必須慢；中國的事情不能立竿見影，過於急功近利是行不通的，只能慢。但又要“做”，不能停息。認准一個目標，就鍥而不捨地做下去，絕不怠慢，絕不放棄。要提倡的是“不恥最後”的精神：“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補白三》）。其二是把改革、奮鬥變成日常生活實踐。“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姓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補白三》）。

這是一種“邊玩邊打”的做法：一邊朝著自己的目標奮鬥努力，一邊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要奢談什麼“犧牲”“獻身”，這大概是普通人最能接受的：既合理又合情，而且真正能持久。其三，要打“壕塹戰”，反對“赤膊上陣”。“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但恐怕也有的時候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兩地書二》）。“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空談》），“戰鬥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一衝鋒，而反遭覆滅，乃無謀之勇，非真勇也”（《致榴花社（1933年6月29日）》）。在我看來，這樣的長遠的戰略目標與長期奮鬥的韌性精神的結合，正是五四開端的中國百年改革歷史經驗的重要總結，也應該是我們個人成長的指導方向與原則：選定一個目標，就一步一步地努力去做，哪怕做一輩子，“實沒有更快的捷徑”。如前文所說，劉國勝先生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研究與實踐，就體現了這樣的明確的目標與實實在在韌性精神，我相信這本身也會給讀者以啟示。

2019年4月4日—7日